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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3-Dec-2011
今年五月，政府提出了立法會議員替補機制，剝奪公民選舉權；然後又在十一月提出《版權修訂條例草案》，限制網民以惡搞形式表達意見的自由；接着又在近日提出立法建議，將纏擾行為刑事化，從而有可能成為箝制記者追訪、遊行示威、網上聲討等行為的工具。這屆政府在最後一年任期之中動作頻頻，似乎是要在掙脫民望顧慮之後大展拳腳，將二十三條逐步逐步植入香港。
所謂纏擾行為，按照政府諮詢文件的解釋，即針對某人所做出的一連串使該人受騷擾、驚恐或困擾的行為。針對纏擾罪的法律看似旨在保護公民權利免受侵害，但假如缺乏為新聞採訪及示威遊行提供的清晰豁免，那麼纏擾罪將很有可能成為當局打壓新聞自由及人權的藉口，變得與內地政府所謂的「尋釁滋事罪」毫無分別。內地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將「追逐、攔截、辱罵他人」以及「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界定為尋釁滋事罪，結果成為若干維權人士鋃鐺入獄的罪名。二○一○年，為內地受有毒奶粉禍害嬰兒爭取賠償的維權人士趙連海在北京市大興法院受審。法院認為趙連海因為「在網際網路上惡意炒作」，並「煽動糾集」群眾及記者在政府部門外聚集，擾亂社會秩序，因而判處監禁兩年半。除了趙連海，揭發內地法制問題的公民記者周莉同樣在二○一○年因為尋釁滋事罪而被判處一年監禁。有朝一日，當香港訂立了漫無邊際的纏擾罪，那麼香港的趙連海們、周莉們大概也會因為纏擾罪而被逮捕入獄吧！
無可否認，纏擾罪的訂立對社會亦有一定積極作用：例如，保護婦女免受即將或已經離異丈夫的騷擾，規管財務公司收數行為以及規管電話推銷等等。但是，當纏擾法被建制所利用，來處處針對新聞工作者、抗議示威人士的時候，真正被纏擾的反而是社會的自由。為了讓纏擾罪不致成為香港版的尋釁滋事罪，為了讓纏擾法不致成為迷你版的二十三條，我們應該爭取將遊行示威及新聞採訪納入纏擾罪的免責辯護。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2-Dec-2011
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日近日離世。中國向北韓發出唁電，表示「以無比沉痛的心情，向全體北韓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最誠摯的慰問」，並稱「中國人民將永遠懷念他」。外交部長楊潔篪則說「金正日同志是北韓黨和國家的偉大領導者」。國家主席胡錦濤更前往北韓駐華使館弔唁。相比之下，金正日的死雖然亦在國際社會造成震動，不過其他國家主要掛慮的是北韓局勢的未來發展，真正哀悼這位鼓吹個人崇拜與思想監控的北韓獨裁者的國家委實屈指可數。
巧合的是，在金正日去世消息傳出的前一天，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亦因病離世，美國、德國、波蘭、羅馬尼亞、法國、英國等各國元首則紛紛表示哀悼，讚揚哈維爾在捷克民主改革過程中的貢獻。相反，中國政府則沒有任何表示。這亦難怪，哈維爾生前曾經致信中國政府，要求釋放異見人士劉曉波。哈維爾與劉曉波都曾經因為發表爭取人權的憲章而被當局囚禁。
中國對金正日去世的深切哀悼以及對哈維爾去世的無動於衷，實在與國際社會的反應大異其趣。如此公然違背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中國即使在經濟發展上取得重大成就，亦難以獲得其他國家的認同。甚至，中國的經濟成就越大，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猜忌恐怕就會越多。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7-Dec-2011
古語有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曾蔭權卸任在即，開始有些浪子回頭的迹象：中電及港燈宣佈明年電費將上調百分之九點二及六點三，曾蔭權批評加價不合理，要求它們顧及市民生活、履行社會責任，重新檢討加幅。特首更在社交網站上留言，呼籲網民按下「讚好」，向兩電表達訴求。看來，特首也開始接受變相公投了。
網絡動員是升斗小民對抗強權的武器，但曾蔭權身為特區之首、政府之長，面對兩電加價居然束手無策，結果，只能像「高登巴打」一樣，在網上要求他人聲援。其實，曾蔭權這次玩網上公投，既可以營造自己關心民間疾苦形象，又能夠令電費飆升的民怨完全轉移到商家身上，何樂而不為呢？而假如 facebook上反應熱烈的話，他甚至可以從眾矢之的搖身一變成為民意領袖。但歸根結柢，今時今日兩電膽敢獅子開大口，實乃政府縱容包庇的結果。
目前，香港政府以利潤管制協議的形式來對電力公司的許可盈利水平進行監管，但這一世界罕見的公用行業規管辦法根本難以阻止電力公司利用協議的漏洞牟取暴利。○八的時候，當舊有的利潤管制協議屆滿，公眾要求政府把握時機改革電力行業，將電網與發電廠分開經營，引入競爭者，推進港九聯網等等，打破香港電力市場的壟斷狀況，以免市民任由電力公司魚肉。但是，當時曾蔭權政府對這些金玉良言置若罔聞，繼續與兩家電力公司簽訂了又一個為期十年的利潤協議，令中電與港燈的市場霸權延續至二○一八年，才釀成現在兩電有恃無恐，瘋狂加價的荒謬局面。兩電罔顧企業的社會責任，自然難辭其咎；但曾班子當年助紂為虐，又是否盡到了作為公僕的責任呢？以 facebook平台將大眾怨氣引導到電力公司身上之後，現任特首是否應該反躬自省呢？
利潤管制協議的存在有其歷史根源。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經濟尚在起步階段，為了鼓勵基建發展，政府需要以利潤保障作為企業投資電力事業的誘餌。然而到了現在，利潤協議的存在已經弊大於利，成為電力公司取之不竭的金礦，亦成為懸在市民頭上的一把利刃。從此次兩電瘋狂加價事件中，未來特首則應該引以為鑑、亡羊補牢，從制度上改變私人企業騎劫香港公用事業的局面，利用現在至二○一八年的數年時間開展電力市場改制的工作。
所謂公共檔案即政府部門或法定機構在運作之中產生的各類文書，包括公函、會議記錄、協定等等。香港是目前世界上少數並未就公共檔案管理立法的地區，而政府部門在處理檔案及檔案管理上只是遵從行政署長分別於二○○一年及二○○九年發佈的《檔案管理守則》及總務通告。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政府部門在處理公共檔案的時候存在混亂。這一制度缺陷不僅影響到政府行政效率，而且可能成為政府官員掩飾行政失當、遮蓋歷史真相的一個手段。
保障知情權與保存真相
在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中，作者奧威爾寫道：「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按照港府現行規定，任何一名首長級官員均可以拒絕移交檔案予歷史檔案館以供鑑定、保存以及公眾查閱。不受檔案法約束的政府，能夠隨意隱瞞至關重要的行政決策，或者在公共檔案中刪除不利記錄，免於受到公眾的詰難與問責，於是廣大市民因為虛假的自由而陶醉而不知道自己實際上處於被奴役的狀態。香港亟需訂立檔案法，以保障市民知情權、議員質詢權的充份行使以及保存歷史真相。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0-Dec-2011
很多人都把唐英年與梁振英競選特首說成是豬狼之爭。
這讓我想起了在微博上流傳的一段話：「不要和禽獸較量。如果你贏了禽獸，就證明你比禽獸更加禽獸；如果你輸給了禽獸，則證明你連禽獸都不如；如果你與禽獸打成平手，就證明你與禽獸在伯仲之間。」總而言之，在豬狼對決之中，不管結果如何，都不證明當選者的能力比落選者優勝，而只是證明他對小圈子選舉的野蠻規則玩弄得更加得心應手。
此次特首選舉，有人寄希望於民意，希望市民的聲音能夠左右中央對未來特首的選擇。但即使一個高民意支持的人當選（正如曾蔭權當年上任的時候那樣），最後亦難逃在當選之後民意支持迅速貶值乃至清盤的結果，因為立法會功能組別一日存在，行政與立法關係始終處於對立狀態，香港政治矛盾一日難以緩和。
雖然特區行政長官的選戰才剛剛開始，但是筆者已經對選戰的贏家與輸家是誰心中有數。其實，最後無論是豬還是狼當選特首，總不免淪為香港以外的政治權力核心以及香港以內的地產金融霸權的傀儡。到時，市民才會突然發覺，競選時候的豬在當選之後可以進化為與民為敵、滿身利刺的箭豬，而競選時候的狼在當選之後則會被馴化為對主人唯命是從的家犬。因此，在特首的小圈子選舉中，贏家既不會是豬也不會是狼，而是其背後的政治及經濟強權，而輸家則始終是香港廣大市民。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8-Dec-2011
南美作家波赫士（ Borges）的一篇小說中提到，中國一部叫做《天朝仁學廣覽》的書中把全世界的動物分成以下幾個種類：（ a）屬於皇帝的，（ b）塗香料的，（ c）馴養的，（ d）哺乳的，（ e）半人半魚的，（ f）遠古的，（ g）放養的狗，（ h）歸入此類的，（ i）騷動如瘋子的，（ j）不可勝數的，（ k）用駝毛細筆描繪的，（ l）其他，（ m）破罐而出的，（ n）遠看如蒼蠅的。這只是作者杜撰的一個玩笑，用來展現不同文化對世界的理解會如何迥異。
但波赫士的幻想如今變成了事實。特首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劃分選民或候選人所屬組別的方法與《天朝仁學廣覽》的分類方法一樣混亂不堪、毫無邏輯。在選民劃分方面，本地某著名咖啡連鎖店居然是資訊科技界選民，居民聯會竟然是漁農界選民。難道因為咖啡店有上網服務所以是資訊科技界，居民好食海鮮蔬菜所以是漁農界嗎？在候選人劃分方面，根據公共專業聯盟的研究，一千二百人的特首選舉委員會中有四百五十人是自動當選的財閥（財團主要控股人、高層管理人員及董事），廣泛分佈在各個界別當中。混亂的特首選舉制度將為有心人操縱選舉結果創造絕佳機會。
區議會選舉「種票事件」令公眾譁然，而特首曾蔭權的「見怪不怪」論更讓香港選舉制度的信心危機雪上加霜，所幸的是廉政公署採取行動，拘捕二十三名涉嫌虛報住址的已投票選民，打擊選舉舞弊行為。但是，對於技巧更加高明的種票，恐怕連廉政公署亦無能為力了。在區議會選舉中，如果選民在不屬於自己的選區中投票的話則被視為種票，那麼在特首選舉委員會選舉中，如果不屬於某一界別的選民或者候選人在該界別中投票或參選的話也應該被視為種票。所不同的是，特首選舉委員會選舉的種票是精心設計的結果，構成「天朝仁學」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對此，區區一個廉政公署根本無能為力，因為，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度下，是非黑白都變得曖昧不明。
近日，無綫電視劇《天與地》中的一個角色 Dylan憤世嫉俗的這番話一石激起千層浪，不斷在社交網站上被網友轉載與評論。一夜之間，大家似乎都變成了熱血沸騰的革命家，紛紛抨擊港式生活的平凡與庸俗。但僅僅是憤世嫉俗、無的放矢是不夠的，我們在指摘生活方式倒模般千篇一律的同時，亦需要思考那個模子從何而來。我們在哀嘆香港死去的同時，更加需要明白香港的死因為何。
被金錢權力壓榨淨盡
在電視劇中， Dylan還說道：「獨立的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其實何止是 Rock and Roll的精神，我們做人不也應該是這樣的嗎？」面對這麼一個死氣沉沉的城市，我們更應該堅持獨立的精神去抗拒建制，才能讓這個城市起死回生。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Dec-2011
三，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又到一年一度財政預算案展開公眾諮詢的時候，電視台每天都在播放以歌手林子祥的《數字人生》作為宣傳主題曲的政府廣告，呼籲公眾提供財政預算案的意見。只見廣告片段之中，香港市民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共同演繹這首經典歌曲的前半部，一串又一串的數字從各人口中唱出，十分有趣。
然而，財政預算案並不單純是數字的遊戲。這個宣傳廣告把財政預算簡化為一系列毫無意義內涵的數字，是否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此屆政府管治團隊在任期即將結束之際，已經失去了對社會遠景的抱負？此屆政府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是否將會如同《數字人生》這首歌那樣，由大堆空洞乏味的數字堆砌而成，而缺乏政治理念的靈魂？正如在這首歌後半部林子祥所唱的那樣：「全是數字，誰會真正知是何用意？」
如果說，政務司司長不能夠只是一部人肉錄音機，那麼財政司司長亦不應該只是一部人肉計數機。更何況，這不過只是一部故障頻生的人肉計數機。
例如，曾司長去年估計政府赤字為二百五十億元，但最終卻錄得盈餘超過七百五十億元，估計數字與實際數字相差一千億；曾司長二月估計本年度地價收入六百二十億元，但截至本月初實際數字已達七百三十億；另外，今年用於向每個香港成年永久居民派發六千元的實際支出亦與估計相差四十一億。因此，估計今年政府將會出現數百億意料之外的盈餘。
面對如此充裕的財政資源，曾蔭權政府如果不善加利用，從而建立更加完善而長遠的社會福利體系，那麼夕陽政府的認受性在來年定會在民怨沸騰之中江河日下。
在《數字人生》這首歌的最後，林子祥歇斯底里地高呼：「人與數字有許多怪事，看看計數機裏幽禁幾多人質。」且看我們的曾司長於明年二月一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中，會不會在他的計數機內幽閉全香港七百萬人質。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9-Nov-2011
種票疑雲越揭越多，對此，特首曾蔭權居然回應說，對於這些投訴覺得「見怪不怪」。
曾蔭權自己正是通過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在特首選舉的背後，有多少的政治與經濟利益的交換實在難以估計。這麼一個通過不公平及不公正的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政府首腦，自然對於選舉存在舞弊現象覺得見怪不怪。但對於任何稍微具有公民意識的人來說，即使只有一宗個案亦觸目驚心。
媒體繼而揭發，原來審計署早在○六年已經對選民地址登記的處理機制提出質疑及警示，選舉事務處過份依賴選民自行申報，並沒有要求申請人出示證明文件以確保住址資料真確，這一漏洞可能為種票行為提供溫床，最終損害選舉公平。但是，在二○○七年至二○一一年間擔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林瑞麟似乎對審計署的建議置若罔聞，沒有採納審計署的建議改進對選民地址核實工作，以杜絕種票發生的機會。既然林瑞麟早在四年之前已經對選舉漏洞心知肚明，那麼如今他大概與曾特首一樣，對區議會選舉的種票疑雲亦是見怪不怪吧！
特首曾蔭權在將林瑞麟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擢升為政務司司長的時候，曾經誇獎過他「務實進取、迎難而上去辦事」。特首眼中作為公務員典範的林瑞麟，為何在擔任選舉事務第一把手的四年之間，竟然對選舉制度的重大漏洞愛理不理呢？相反，對於嚴重違背民主原則的立法會議員替補機制，林瑞麟則大力支持。他居然被曾蔭權提拔為政務司司長，我們也只能向這一對難兄難弟學習見怪不怪的本事了。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8-Nov-2011
iPhone的盛行，帶旺了日本、韓國及台灣的芯片、記憶體、屏幕等零配件製造以及裝配廠商，亦為世界各地的應用軟件設計者帶來無限的商機。例如發軔於 iPhone平台上的遊戲應用 Angry Birds，自○九年十二月發佈至今年十一月初的短短兩年間，就已經創下了高達五億次的下載記錄，為開發商創造了巨大的收益。
可惜的是，在香港， iPhone熱潮帶來的只是投機與炒賣。十一月十一日，最新型號的 iPhone在香港正式公開發售，於是大批炒家蜂擁而至、通宵輪候，將蘋果公司門市所在的國際金融中心商場擠得水洩不通。在被輿論抨擊之後，商家轉換銷售手法，不定時地在網站開放登記，翌日才在門市取貨。原本以為這樣可以有效堵截炒風，但原來炒家技高一籌，轉而收購個人資料，甚至研發出外掛程式，能夠在瞬間自動填入購買資料，從而奪得購買名額。
蘋果公司是創新的代表， iPhone更是被不少媒體評選為當今最重要的科技發明。但是，到了香港人的手中，卻淪為了炒賣的對象。當一個社會沉迷在這樣的投機與炒賣之中的時候，人們將變得急功近利而喪失創造的動力，社會的創新能力將不斷萎縮。 iPhone炒賣的熱潮實際上是一個毒蘋果，令吃下的人長眠不醒。而更加令人憂心的是，參與 iPhone炒賣的不乏中學以及大專學生。我們的下一代，如果僅僅在排隊、搶購與轉售的蠅營狗苟之中志得意滿，那麼，下一個「教主」 Steve Jobs只可能出現在世界其他地方，但絕對不會出現在香港。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31-Oct-2011
八月十八日，李克強訪問香港大學期間有參與示威的學生遭受警方的粗暴對待，身為校長的徐立之發表聲明批評警方做法，並且親自與學生及校友會面解釋事件，更加設立了委員會調查事件。但事隔兩個月，徐立之卻突然宣佈自願離職。有消息指他是因為處理港大八一八事件時候同情學生、抨擊當局的做法而被有心人勸退的。如此看來，不管是香港大學的一個普通學生還是堂堂一校之長，只要言行不慎，通通都可能被權力當局驅逐出門外，流放到暗角自生自滅。
徐立之事件令人想起二○○○年黯然下台的前任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不同的是，當年鄭耀宗涉嫌在特首辦公室的授意下限制校內學者的學術研究，最終在輿論壓力下辭職，公義得以伸張。但現在徐立之卻因為捍衞學生示威權以及校園的自由開放，而最終被勸退。從鄭耀宗事件到徐立之事件是一種倒退，似乎印證了香港大學的自由已經淪陷。
徐立之的離去對於香港大學來說必定是一個損失。學制轉換即將實行，大學課程的革新、教學設施的擴建、額外經費的募集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徐立之在任期屆滿九個月前才被勸退，如何能夠保證校長職務交接以及大學向新學制過渡的順利實在令人擔憂。於是，大學學生的整體利益、成為了政治清洗的犧牲品，香港未來人才的培養亦蒙上了陰霾。
目前，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在深圳或東莞設立分校的計劃正在密鑼緊鼓的籌備當中。但從港大八一八事件到徐立之離職事件，都反映出在香港本土，大學根本無法抵禦建制權力的入侵，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夠憧憬，本地大學的內地分校，會真心保障學術自由以及促進學生的批判思考呢？從徐立之離職事件看來，將來內地校園如果發生內地警察鎮壓香港學生的慘劇，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的校長如果不是選擇歌功頌德，那麼就只能選擇「自願離職」了。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7-Oct-2011
曾蔭權在答問大會上，面對議員咄咄逼人的提問，怒不可遏地說對方的行徑是「爛仔」所為，又說立法會議事堂不是黑社會地方。但當天在立法會門外，明明就有一群黑衣人在處處留難記者，阻撓正常的拍攝活動，其蠻橫、暴力與黑社會分子已經沒有半點分別。
在特首答問大會舉行當天，大批記者前往新政府大樓進行採訪。但是，與以往在舊政府大樓的安排不同，記者被限制在固定的記者區之中無法自由走動。
許多穿着黑色西裝的保安人員在旁虎視眈眈，時刻監視並控制記者的舉動。有攝影記者為了完成工作而試圖離開記者區採訪，但立即被保安人員包圍，並被阻擋拍攝；有記者試圖採訪警方與示威者的對抗，保安則以人鏈限制。
事實上，設立記者採訪區的原意是為了方便記者工作，而不是為了將記者限制在特定範圍之內妨礙採訪的進行。正如我們設立讀書室是為了方便學生看書，但不意味學生不准在讀書室以外的地方看書。
立法會保安人員的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將堂堂立法會變成一個黑社會式暴力橫行的地方。
巧合的是，立法會保安全都穿着一身筆挺的黑色西裝，與今年八月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時他附近那一大群黑衣男子如此相似。這些黑衣人的神聖使命都是要心狠手辣地阻擋記者正常的採訪。使用「黑衣人」去對付記者，似乎已經成為當局的慣例。當暴力披上了精緻的西裝，竟然就以為自己可以變得合法。
在香港這個高度發達的城市，「黑衣人」用優雅的服裝掩飾其背後的野蠻暴力，企圖令迫害變得賞心悅目。權力的傀儡不再使用槍砲等顯而易見的屠殺工具，以免留下有形的物證貽人口實；他們轉而使用衣冠楚楚的人牆去掩蓋抗爭，用斯文得體的暴力去壓制徜徉肆恣的自由。這樣的黑衣不僅是暴力的外衣，更成了太平盛世的遮羞布。
有這樣一群身手不凡、專業負責的「黑衣人」坐鎮，香港將來就再也不會有抗爭，「和諧」的日子離我們應該不會太過遙遠了吧？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6-Oct-2011
《莊子．列禦寇》記載：「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癒下，得車愈多。」意思是說，秦王召見醫生為他治病，如果清除毒瘡就獎勵一架馬車，而如果舔吸瘡痔上的膿血的就獎勵五架馬車。疾病越是惡心，治療者所得的獎勵就越多。而對於政治上的毒瘡，當局似乎亦像秦王那樣有一套類似的獎勵措施：今年，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為了處理立法會議員出缺替補機制這一政治毒瘡，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一意孤行，不到社會不滿爆發前的一刻亦絕不罷休，一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皇上」的氣概。現在，「秦王」自然要論功行賞、加官進爵，擢升他為政務司司長。如此看來，林瑞麟確實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不過，一個慘不忍睹的事實是，林瑞麟乃特區成立以來民望最低的新任政務司司長，比起四名前任（陳方安生、曾蔭權、許仕仁及唐英年）落後一大截。但特首對此自有一番獨到見解。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在一個多元、開放、自由的社會之中，擔任政治工作的主要官員往往要面臨一些抉擇。這些抉擇一方面是愛香港，務實進取、迎難而上去辦事；另一方面是愛民望，獨善其身。特首認為，在愛香港與愛民望的選擇上，不可能事事兩者兼得，兩全其美。言下之意，他眼中的林司長則是一名「寧愛香港，不愛民望」的英雄勇士。但筆者擔心特首先生是自作多情：除了「愛民望」與「愛香港」之外，其實還有第三個可能，那就是「愛高官厚祿」。至於林司長挑選的是三個抉擇的哪一個，其實不管是曾蔭權還是筆者都無從知曉。
就算特首針對「寧愛香港，不愛民望」發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說詞，但明明在很多時候，政府都搖擺不定、朝令夕改，對民意亦步亦趨。例如今年制訂的財政預算案，原本財政司司長已經三令五申不會派發現金，但是最後又在與建制派閉門會議之後宣佈派錢。高官們時而視民望如敝履，時而視民望如珍寶，到底是因為愛香港還是因為愛官祿？相信市民心中自有答案。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8-Sept-2011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一九六四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丁．路德．金曾經說過：「歷史將會記錄，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在最近發生的亞洲電視誤報前國家領導人死訊、管理層涉嫌干預新聞自由的事件中，最大的悲劇恐怕亦不是壓迫者的囂張，而是被壓迫者的沉默。
九月五日，梁家榮辭去了亞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高級副總裁職務，並在當日接受訪問稱，自己已盡全力但仍舊無法阻止播出前國家主席逝世的虛假報道，所以引咎辭職。但是，在九月十九日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梁家榮卻又多次否認亞視管理層有干預新聞部的編輯自主，並以保護消息人士為理由拒絕透露該人士的姓名。時至九月二十五日，梁家榮出席電台節目，雖然間接承認虛假消息來源是在亞視具影響力的人，但仍舊沒有透露進一步詳情。如此前後矛盾、變幻莫測的陳述，與亞視播放國家前領導人死訊卻又在二十四小時之後撤回相關報道的草率做法又有甚麼分別？
被壓迫者的沉默只會助長壓迫者的囂張氣燄。所謂保護消息人士的原則，乃旨在令勢孤力弱的個人免除被財雄勢大的建制或者財團秋後算賬的後顧之憂，而敢於向傳媒揭露真相。而在亞洲電視誤報前國家領導人死訊事件中，如果將保護消息人士的原則套用在那個提供虛假消息的人士身上，則無疑是張冠李戴。因為這個消息人士並非甚麼「勢孤力弱的個人」，而是在亞洲電視內部能夠隻手遮天的權貴。根據梁家榮於九月二十五日在電台訪問中的說法，該消息人士能夠催迫新聞部播放前國家領導人的虛假死訊，亦能將彩色的台徽更改為黑白，可見其人絕非等閒之輩。梁家榮運用保護被壓迫者的原則來為壓迫者掩飾，好比用言論自由的藉口來宣傳法西斯主義，這不是對新聞專業的莫大諷刺嗎？
梁家榮原本是亞洲電視誤報新聞事件的受害者，但如果他繼續隱瞞涉事者的身份，令干預新聞自由的人逃避輿論的譴責與當局的追查，那麼他將由受害者變成了幫兇。如果梁家榮連保護消息人士原則的內涵亦一知半解，甚至是刻意使用這似是而非的藉口來獨善其身，任由「消息人士」繼續在亞視新聞部為所欲為，則是陷目前仍在亞視新聞部供職的舊同事於不義，更背叛了他從事三十餘載的新聞專業。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5-Sept-2011
政府於去年八月設立由特首委任的「顧問委員會」，負責監察香港電台的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如今，意猶未盡的政府又空降原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鄧忍光到香港電台擔任最高管理者，制衡港台之心可謂是路人皆知。大家試想一下，一旦港台台長由內部晉升成為慣例，將會助長港台獨立自主的文化，那麼未來港台很可能會成長為一個我行我素的自治王國，充份履行公共廣播的職責而無視政府的約束。這大概正是政府所不願意見到的。因此，政府通過「顧問委員會」以及委任政務官擔任台長的方式雙管齊下，慢慢將香港電台置於行政權力的天羅地網之中，公共廣播的自由有可能會被窒息。
此次任命，除了令人擔憂港台未來遭受更多來自政府的箝制之外，亦讓人看清當局對新聞及傳播專業的輕視態度。鄧忍光迄今二十四年的政府工作經歷與傳媒完全無關，今後卻能夠主宰港台命運，實在是對新聞及傳播專業的侮辱。當記者詢問宣佈即將履新的鄧忍光說，有沒有收聽過節目《左右大局》。我們的新紮台長這樣回答：「我有聽過很多港台的節目，不能逐個評論。」但事實上《左右大局》根本就不是港台節目，可見這位新任台長對港台業務仍是一知半解。這未免令人懷疑，新台長的專長到底是搞好香港電台的公共廣播，還是作為政府派去港台的無間道「卧底」，時時刻刻向上頭提供內幕情報？政府棄港台內部眾多員工而不用，反而屬意勞工及福利局的一個政務官，到底遴選港台台長時候採取的標準是甚麼？對此，政府有必要作出詳細交代。如果政府不能夠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說明這個傳媒門外漢為何能夠在港台其他資深而專業的員工中脫穎而出的話，那麼這次台長的任命就難以洗脫黑箱作業之嫌。
對於一個不尊重新聞及傳播專業的政府，我們又如何能夠希望它會尊重新聞及資訊傳播自由呢？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在維繫公民資訊自由方面起着一定的表率作用，如今卻身陷「顧問委員會」的監察以及處長的「潛行狙擊」。未來，香港的公共廣播發展以及新聞及資訊自由將何去何從，值得我們深思。
官媒報道如同廣告
官方媒體的這種把戲，在報道李克強與曾蔭權會面的時候又再大派用場。政府新聞網於十六日發放關於李克強在香港君悅酒店會見曾蔭權的報道，只提及雙方講話中香港未來會更好之類的官場客套話，但後來內地新華網的報道透露了真相：原來李克強在會面中提醒曾蔭權，要「帶領本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繼續保持良好精神面貌，切實做好各方面工作」。香港市民這才如夢初醒，原來兩人會面並非波瀾不驚而是潛藏暗湧。
市民活在虛假世界
原文載處: 《蘋果日報》20-Aug-2011
從前，家家戶戶都有一本通勝，把適宜進行各種生活大小事情的日子一一列明。官場卻有官場特別版的通勝，每逢搬遷、開張等事宜，不必夜觀星象，亦毋須請教名師，惟務必挑選領導前來視察的黃道吉日進行。只要跟足官場通勝來做，把揭幕剪綵的榮光進貢予上司，就能保證官運亨通、福星高照。
還記得一九九八年的時候，香港國際機場沒有對航班、貨運系統進行全面測試，就倉卒地由國家最高領導人揭幕啟用。其後第一天營運，新機場就出現了大規模混亂，客運大樓航班資料系統、行李輸送系統、貨運系統均出現故障，機場候機處滿是徬徨的旅客，貨場充塞積壓的貨物。國際機場雖然成了國際笑話，但由於挑選了領導到來的「黃道吉日」剪綵，於是保佑董伯伯後來雖然丟了特首之位，也還擁有政協副主席的虛榮。
十餘年後，歷史再次重演。為了迎接國家副總理到港，新政府總部日夜趕工，但工程質量令人擔憂。行人天橋上蓋未妥善焊接、牆身滲水、處處泥濘，更發生警員踏中未安妥的假天花木板而墮下重傷的意外。然而，新政府總部仍舊義無反顧地在八月十八日匆忙揭幕。這到底是因為舊政府總部已經變成馬頭圍道四十五號一般的危樓搖搖欲墜，搬遷迫在眉睫，還是因為特首希望把新政府總部作為禮物進貢給領導，既長他人志氣又讓自己威風，相信當事人與旁觀者都心知肚明。而新政府總部揭幕的黃道吉日選得好不好，我們看看明年曾先生下台後能不能也過一過政協副主席的癮就一清二楚了。
新政府總部的鬧劇，證明政府決策已經將政治考慮凌駕於理性分析之上。此例一開，難免會讓人擔心將來高速鐵路、西九文化區、港珠澳大橋等大型工程會不會也重蹈覆轍，為了趕上領導到訪的黃道吉日而粗製濫造？未來的特首會不會依葫蘆畫瓢，耗費數以億計的公帑打造一份禮物，然後把拆禮物的喜悅送贈達官貴人，卻不顧工程質量問題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使用者的安全？我們只好求神拜佛，自求多福。但我們實在不應苛責這屆政府。添馬艦新政府總部遠看氣勢磅礡，近看千瘡百孔；外表光鮮靚麗，內裏卻頹垣敗瓦。這正是現今香港社會的一個寫照，曾班子遷入這樣的地方辦公無疑相得益彰。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6-Aug-2011
八月十一日，三名記者依照正常程序取得訪客證之後進入新政府總部高座，繼而進入低座的特首辦公室，遭警方截停問話，更帶返中區警署調查。儘管記者表明自己的身份，警方仍以「企圖爆竊」罪名拘捕，歷時七小時後最終以警告了事，在深夜才獲釋。記者在採訪過程中遭拘捕，在極權國家是司空見慣的事，香港記者在外地進行採訪的時候遭受粗暴對待亦時有所聞，通常記者被冠上的罪名，不外乎「盜取」國家機密。只是沒想到這樣的事情竟然會發生在香港，而罪名同樣也是爆竊，如此看來當局在中港融合方面實在是義無反顧、快馬加鞭。
今年初，行政長官為添馬艦新政府總部主持平頂儀式的時候還說，新政府總部的設計概念是「門常開」，它除了是一項建築特色，亦提醒政府要時刻秉持開明開放的態度，積極進取、廣納民意。如今，新政府總部一「開張」卻先向公民社會來一個下馬威，警告傳媒要循規蹈矩、謹言慎行。新政府總部儼然已經變成紫禁城，處處都有「御前侍衞」，不容刁民放肆。
記得去年二月，當時特首辦公室還設在禮賓府，一名禮賓府家務員被揭發未經批准帶同朋友進入禮賓府燒烤玩樂。如此明目張膽地率領眾人擅闖，裏應外合，這位家務員最後亦不過被解僱了事，未見警方採取任何行動；現在記者三人不過參觀一下特首辦公室，已經屬於「企圖爆竊」，遭受拘留、盤問與警告。這是否因為家務員是自己人，所以能夠從輕發落，而記者是外人，所以要處處留難？難道說家務員侍候首長，對行政長官俯首稱臣、忠心不二，所以不管如何胡作非為也沒有罪過；而記者身負媒體監察的責任，對政府諸多批評，所以動輒得咎，稍一不慎就要被公權的天羅地網捕獲？看來，「紫禁城」的大門只對「皇上」的「太監」、「宮女」或「妃子」們開放，除非你甘願做奴才，否則還是難得其門而入。
原文載處: 《蘋果日報》13-Aug-2011
二戰時候，不少盟軍士兵都在空降中，因為降落傘質量問題而摔死。據說，當時美國上將巴頓找到生產降落傘的商人，要求改善產品質量。商人卻回答說，他已經竭盡全力提高降落傘的質量，但要保證生產的降落傘全部合格是不可能的。巴頓上將非常生氣，於是逼迫商人登上飛機，然後命令商人背着自己生產的降落傘跳下來。幸好那個降落傘沒有出現問題，商人安全降落地面，但也已經嚇得臉如死灰。巴頓上將對驚魂未定的商人說，今後他還會不定時前來視察，並且每次都會叫商人親自試驗降落傘的質量。上將此計一出，擔心性命不保的商人只好全心全意提高降落傘的生產質量，問題產品果然銳減，盟軍士兵在空降中的傷亡也就大幅減少。
雖然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有待考證，但此一辦法相當值得我們學習。港鐵事故頻繁，今年首季已發生八十六宗列車服務延誤八分鐘或以上事故，本月則已經發生九宗，但港鐵管理層則辯稱，鐵路系統龐大複雜而且運作頻繁，出現故障無可避免，路軌出現裂紋亦是正常，這跟商人說降落傘不可能完全合格是一個道理。如果港鐵管理層還有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每天都需要乘搭港鐵上班，他們會容忍港鐵信號系統及路軌出現頻繁故障嗎？可惜港鐵只是市民的交通工具，達官貴人自然沒有閒情逸致過問，也難怪故障無可避免。
八月十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適當降低新建高速鐵路營運初期的速度，並對計劃興建、建設中以及已完成高速鐵路進行安全評估或者檢查。這樣的辦法雖然對提高鐵路營運安全水平短時期內能夠收到成效，但只怕事過境遷，當大眾的關注降溫之後，鐵路部門又會故態復萌。其實，在溫州列車追撞事故發生之後不久，已經有人提出了一種保證列車永不相撞的設計，但這種設計並不是甚麼尖端科技，而只是將列車的第一節及最後一節車廂變成鐵道部官員的專用車廂。就像故事裏面的降落傘商人，當他自身安危與質量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他才會努力去提升質量，而如果官員的性命與普通乘客拴在一起的話，高鐵安全也就指日可待了。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3-Aug-2011
有這麼一個故事：一隻豺狼捕獲了一大群羊，牠打算每天吃一隻，但是牠又怕羊群會奮起反抗，所以牠就把羊群分成兩群，白羊和灰羊。當豺狼想吃白羊的時候，牠就問那群灰羊說：「你們贊成我吃掉一隻白羊嗎？」部份灰羊默不作聲，但更多的灰羊異口同聲地回答：「贊成！快點動手吧！」當豺狼想吃灰羊的時候，牠就問那群白羊說：「你們贊成我吃掉一隻灰羊嗎？」大部份白羊也眾口一詞地回答：「贊成！快點動手吧！」兩群羊總是為了別人的犧牲以及自己的倖免而快樂，所以，豺狼總是能夠在眾羊的默許與擁護下殘殺一隻又一隻的羊。到了最後，僅僅剩下一隻羊的時候，豺狼還是問：「你贊成我吃掉你嗎？」雖然這隻羊極力反對，但已經無濟於事了。
筆者不知道林瑞麟局長有沒有讀過這個故事。不過，大家看一看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文件以及電視廣告，就會發現當局的做法實與上述故事中的豺狼同出一轍。無論諮詢文件還是電視廣告中，當局都三番四次重申泛民議員「隨意辭職引發補選並再參選，耗用大量公帑」的訊息，試圖挑起公憤，就像豺狼在羊群之中製造白羊與灰羊之間的分化對立；然後當局可以向「白羊」詢問，是否贊成吃掉「灰羊」被選舉的權力。「白羊」可能以為，吃掉「灰羊」被選舉的權力對自己有利，卻不知道等到所有灰羊都被解決之後，豺狼就會向白羊下手，到時候卻再也沒有誰可以阻止了。
獨裁與專制總是在大部份人的麻木與默許下誕生的。美國波士頓有一塊紀念碑，上面刻有德國牧師 Martin Niemoller的一首短詩：「起初，納粹黨迫害共產主義者，我沒有出言阻止，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後來，他們迫害猶太人，我沒有出言阻止，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迫害工會分子，我沒有出言阻止，因為我不是工會分子；後來，他們迫害天主教人士，我沒有出言阻止，因為我是新教信徒；最後，他們迫害我，但到了那個時候已經沒有人可以為我作聲了。」
現在，當局詢問公眾是否應該剝削部份人的被選舉權，如果我們仍舊認為與自己無關而默許，甚至認為對自己有利而贊同，那麼納粹一般的專制與獨裁就離我們近了一步，那時豺狼就真的來了。
原文載處：《蘋過日報》29-July-2011
溫州兩列高速火車發生追尾意外，而且是火車時間表上應該較早到達的火車 D301從後撞上了應該較晚到達的火車 D3115。目前事故原因尚無法斷定，但延誤的火車急起追趕直至車毀人亡這一事實，正正是現代中國的一個真實寫照。
愛爭面子原本就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天性，再加上近百年來任人魚肉的屈辱歷史，更加讓如今的中國在發展上神經過敏，患上了被逼害妄想症，惟恐落後於競爭者半分。於是，中國這列錯過了工業革命發展機遇的誤點火車如今半點都不敢延誤，就像 D301列車那樣加大馬力，全速追趕失去的時間。摩天大廈、航空母艦、高速鐵路、巨型水電站、太空技術……中國這列高速運行的列車將向着這一個又一個發展的里程碑前進，而道德則被滾滾而來的車輪碾碎，良知則被遠遠地拋在身後。狂牛一般橫衝直撞的列車終究會撞上銅牆鐵壁，最後盡歸塵土。
溫州列車事故反映出來的問題是，中國如今擁有了世界頂尖的財力，卻沒有世界頂尖的管理體制。於是，最強大的技術在我們手裏變成了最恐怖的災難，正如將一部火車的駕駛權交給一個玩慣了遙控車的六歲孩子，我們都能夠預期後果是甚麼。如果當局始終無法看清拋錨的管理體制已經阻擋了中國發展的路軌，那麼就算我們擁有了世界上最快的鐵路，也不過是又一條通往鬼門關的捷徑。
除了高鐵之外，中國近年銳意發展的重大工程項目還包括巨型水電站、核電站以及太空技術，高鐵發生的問題同樣可以發生在這些項目上。今年三月，日本東北九級大地震引發福島核洩漏，但日本政府對此束手無策。四個月之後，德國國會就以壓倒性的大多數通過議案，決定在二○二二年之前關閉全國核電廠，原因是日本核事故令德國人明白到核能雖然經濟效益巨大，但其潛在風險卻不是人類所能夠控制的。連素以工作嚴謹負責、執行標準冠絕全球的德國以及日本亦無法駕馭核能，那麼中國又是否真的認為自己能夠超越德國以及日本呢？難道我們能期望依靠現在的制度，中國可以避免以及應付發生在國內的核事故嗎？溫州高鐵事故也許只是一連串災難的序幕而已……
高官自以為高人一等
○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美國總統奧巴馬乘坐空軍一號飛抵上海展開訪華行程。他步出飛機艙門後的一個簡單舉動，已經讓華人社會大開眼界：他自己手持雨傘走下舷梯，與迎接他的人握手問好。作為全球最富強的國家，美國總統難道連香港特首都不如，一個為他拿傘的隨從都請不起嗎？絕對不是的，而是因為在美國源遠流長的民主觀念薰陶下，政府首腦明白自己並不是高人一等的權貴，而只不過是一名公僕，親自撐傘不是紆尊降貴而是理所當然。而且，奧巴馬不只是下雨親自撐傘而已，他有時出席公開活動甚至不打傘，任由自己淋雨。○九年九月，奧巴馬在紀念九一一活動中發表講話的時候，天下起雨來，台下群眾紛紛打開雨傘，然而台上的奧巴馬卻不為所動，繼續他慷慨激昂的演講直到全身濕透。有人說奧巴馬撐傘以及淋雨等舉動，只是為了故意顯示自己親民與謙卑的形象，屬於公關宣傳的伎倆而已。但不管奧巴馬的舉動是真心還是假意，至少證明美國政府的領導人願意全天候地在一舉一動中去實踐融入群眾的理念。但是在香港乃至於大多數亞洲社會中，由於傳統君王極權統治遺毒，不少政府領導人還抱有自己高人一等的潛意識。他們雖然也懂得偶爾做一做造訪民居、微服出巡的宣傳活動，但一不留神就在下雨撐傘的小小舉動中露出馬腳。
明白民望下跌的原因
利奧
自由撰稿人
建制派見風使舵，政府朝令夕改，這樣的情況在近期已經三番四次地發生。不僅僅只是這次替補機制事件，之前的生果金事件、交通津貼事件、預算案派錢事件，都一再重複雷同的劇情：政府以為借建制派陣營的票數就可以壟斷議會，因而漠視民意、固執己見，但當社會大眾的憤怒接近臨界點的時候，建制派又會顧慮到對未來選舉形勢的影響因而臨時改變立場，於是就留下政府獨自收拾殘局。表面上建制派與政府稱兄道弟，實際上卻是各懷鬼胎。最終結果就是，如果方案通過就是某某政黨的「成功爭取」，一旦方案夭折就是政府施政失誤。政府以為能夠利用建制派掌控局勢，卻時常淪為別人的棋子而不自知。而且，整個社會都要為政府與建制派之間的政治買賣付出代價。
從替補機制風波中，政府應該吸取教訓，不要再將賭注押在建制派議員身上。政府與建制派自編、自導、自演一場政治鬧劇，最終還是免不了在台下觀眾的噓聲中狼狽下台。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希望高官們制訂、推行公共政策的時候明白一個道理，沒有哪個政治陣營是能夠肝膽相照的，惟有民意才是政府的最終依靠。但諷刺的是，「民意」是近來高官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五月的時候，林局長說政府提出的立法會議員出缺替補機制符合「民意」。到了六月底，政府提出修訂方案，林局長也說這個修訂版的替補機制已經照顧到「民意」。然而，七一大遊行之後，林局長又說政府會認真考慮「民意」，最終於七月四日宣佈押後草案的表決。替補機制建議從誕生到修訂乃至取消審議，原來無不是高官口中所謂「民意」的結果。「民意」似乎已經變成政府官員最常掛在嘴上卻最不放在眼中的東西。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9-June-2011
近日，連場暴雨使武漢與北京一日之間變成澤國。內地網友發揮創意，用黑色幽默抒發對雨水成災、街道被淹的無奈與不滿：「北京擇偶新標準：有車、有房、有船。」「歡迎乘搭北京地鐵。下一站，積水潭。再下一站，積水潭。再再下一站，積水潭……」「威尼斯幾百年做到的事，武漢幾天就做到了；武漢幾天做到的事，北京幾小時就做到了。」
泱泱大國的首都及省會城市如此輕易地就在一次暴雨「淪陷」，實在讓人心裏很不是滋味。看來，一個城市即使有能力舉辦舉世矚目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卻未必有能力在雨季裏為居民提供一個舒適而安全的生活環境。即使是香港這個成名已久的國際都會，與內地城市相比，在處理雨季水浸的問題上其實亦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例如，發生在去年七月的一場黑色暴雨，就導致大埔沙埔仔村幾乎全村被山洪冲毀。根據渠務署的資料，全港目前仍有十六個水浸黑點。
城市表面的繁華與排水設施的落後之間形成的反差，反映政府在公共決策上功利化的取向，重視政績工程多於民生工程。高速鐵路、跨海大橋、摩天大廈，這些建造在地面之上的宏偉建築引人注目，當政者自然快馬加鞭地建設，在自己任期之內完成越多越好，以求在「阿爺」面前有更多政績可以炫耀；抽水站、下水道這些建造在地面之下的排水設施沒有人看得到，當政者又哪裏會主動花心思去為這些不起眼的工程操心呢？但是，與普羅大眾利益最息息相關的往往就是這些微不足道的工程。一個普通市民，一年之中少有機會乘坐高鐵出差，或是使用跨海大橋去賭場消遣，更談不上會在摩天大廈頂樓享受晚餐。普羅大眾所希望的僅僅是在暴雨中能夠安全回到家中，不必隻身游過街道上的汪洋，或者看着家園被毀。無奈政府往往大刀闊斧地開展幾百億的政績工程，卻在小小的民生工程上好整以暇。
六月二十日，有內地研究機構發佈《二○一一中國摩天城市排行榜》，以城市所擁有的高樓大廈的數目作為衡量城市競爭力的標準。但我卻認為，真正反映一個城市的競爭力的應該是它在雨季中水浸報告的數目：如果一個城市的排水系統經得起暴雨的考驗，就證明管治的政府真正以市民切身利益為念，這樣的城市才能真正免於邊緣化的危機。
聆聽的勇氣、高瞻遠矚的目光以及偉大的理念，這些正是目前我們最需要的。有了這些東西，再加上必要的工具，才能保證任務的完成。如果政府一再迴避社會貧富懸殊的深層矛盾，那麽即使有再多的工具，亦同樣無法完成任務。而社會大衆的不滿與抗爭，亦只會像邱吉爾說的另一句話那樣：Now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這不是結局，甚至不是結局的開始，而也許是序幕的終結。）
《晏子春秋》中記載了“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春秋時代齊國有三員大將：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他們手握兵權、戰績彪炳。晏子擔心他們會造反，所以想了一個辦法，不費一兵一卒就剷除他們：他把三位大將請來，賞賜給他們兩個珍貴的桃。由於桃比人多，所以三個人爲了爭奪賞賜而爭吵起來，列舉自己對齊國的貢獻，證明自己才有資格領取獎賞。結果，公孫接與田開疆自愧不如古冶子，讓出兩個桃之後自盡，而古冶子亦覺得自己愧對朋友亦拔劍自刎。於是，只靠兩個桃子，晏子就除掉了三個武功蓋世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