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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去年農曆新年期間，特首曾推出以麥兜為主題的卡通拜年廣告；而今年，特首則與Hip Hop流行歌手聯袂出演聖誕宣傳影片。流行文化不斷被權力接管及收編，成爲當局的宣傳工具，由此可見一斑。
流行文化是商業操作的產物，原本就是一個追逐經濟利益的產業。Hip Hop歌曲在上個世紀70年代作爲一種地下音樂方興未艾的時候，曾經具有反權威、反專制的特色；但是，當Hip Hop逐漸受到大衆歡迎而變成流行文化的一員後，商業利益就自然成爲主導價值，其原本反抗與叛逆的特色淪爲一種點綴而已。因此，那位與特首一同登場的歌手之前就已經擔當某本地檸檬茶品牌的代言人。不管是特首或是檸檬茶，對於流行文化產業來説其實沒有什麽不同，它所追求的只是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這似乎就是文化的固有命運：由於獨樹一格而變得街知巷聞，但亦由於街知巷聞而喪失了自己的風格特色，蛻化成純粹的商業產品。例如，最初的兩部麥兜電影《麥兜故事》與《菠蘿油王子》都充滿了反主流的顛覆意味，但是到了《春田花花幼稚園》就爲了遷就大衆胃口而加入明星陣容；而2009年的《麥兜響當當》就幾乎只是一個通俗勵志故事而已。近年，麥兜更是頻頻出現在公共宣傳中，呼籲大家保持泳池清潔、勿在街道擺放雜物、注意電梯使用安全等等，乃至於擔當特首的新年宣傳助手，徹底喪失了麥兜最初的獨特風格。
正是由於其唯利是圖的本質，流行文化並不會拒斥與權力的共謀合作，心甘情願地充當政治宣傳的棋子。而由於流行文化在大衆中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因此政府近年逐漸以各色流行文化人物角色作爲其公關策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以軟性滲透取代生硬説教的宣傳手法，使得大衆更加難以覺察其背後的意圖。
“約350萬份獎品，隨時有一半香港人中獎”，某知名快餐連鎖店最近舉辦的抽獎活動宣傳口號如是宣稱。這樣的説法言辭含糊、邏輯混亂，容易令消費者錯誤地以爲中獎的機會率高達一半，藉以製造錯覺而招徠顧客。
中獎的機會率其實與獎品的數量是毫無關係的。以六合彩為例，即使頭獎的獎金達到7百萬，難道就意味著香港市民人人能夠獲得1萬元嗎？如果賽馬會在投注站門口挂一個廣告牌說：“7百萬獎金，隨時每個香港人贏取1萬元”，想必我們都會一笑置之。中獎概率僅僅與抽獎的遊戲規則有關。商家即使準備了350萬份獎品甚至是無限份獎品，如果得獎條件非常苛刻的話，那麽能夠得獎的幸運兒仍然少之又少。而按照該速食連鎖店制定的遊戲規則，必須集齊數個相關的印花才能換取指定的禮品，中獎概率就取決於印花的種類與數量。但由於相關資料沒有向大衆公佈，我們無法計算得獎的確切概率。
宣稱 “隨時有一半香港人中獎”亦並非完全沒有根據，但隱含前提是全港消費者購買足夠多的套餐，直至所有印花換領完畢。這樣的前提當然不會在廣告中被提及。沒有仔細思考的顧客將會輕易聽信廣告片面而含糊的宣傳，受不盡不實的中獎機會吸引而去購買套餐。
不過見多識廣的香港人對於商家這些宣傳伎倆應該都早已見怪不怪：超級市場先加價然後再“勁減”，樓盤明明位於西營盤卻宣稱是在西半山，財務公司聲稱貸款零利息卻收取高額手續費。對於這些用心良苦、精彩紛呈的宣傳手法，隨時有一半香港人中招。
過去，中區政府合署是一個開放程度極高的公共建築，市民可以隨意接近。中環的打工仔當年甚至可以自出自入於政府合署的餐廳用餐。雖然將政府總部安置在一個居高臨下的山丘上面，隱含殖民統治者的傲慢心態，但其開放性又取消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尖銳對立，令政府山所代表的權力具有了親和性。
回歸後，中區政府合署中座與東座逐漸被重重鉄欄封鎖起來，政府總部的開放性蕩然無存，變成猶如皇宮一般的封閉建築。一方面這是因應示威活動而加強保安的客觀需要，另一方面則反映管治者對民衆採取的戒備心態。於是，中區政府合署不再具有親和力，而淪爲權力的單純展示。
現在，政府計劃在總部遷往添馬艦之後，將中區政府合署西座拆除，改建為一棟32層、150米高的寫字樓。該發展項目亦包括一個佔地數千平方米的大型地下商場。將政府建築奉獻予地產商，權力與財閥之間的勾結暴露無遺。如果這樣的規劃最終得以落實，那麽這裡無疑會成爲一個絕佳的公民教育基地。試想象一下，將來中學通識課的老師可以帶領學生來到這個當年的政府總部、如今的商業大廈，講授香港地產霸權的來龍去脈，實在應景。
從開放到封閉、從封閉到割地，中區政府合署的變化象徵權力逐漸脫離民衆、投入財閥懷抱。這正是香港政治發展的一個縮影。
連續劇《刑警》中出現一個全新類型的警察角色Stone Sir（黃日華飾）。他雖然身為警察，卻因爲不白之冤而枉受十五年牢獄之災，出獄之後的他失去了對社會體制的信心，所以不惜採取非常手段去對抗罪惡。例如，當惡貫滿盈的罪犯仇大虎即將在他面前逃脫的時候，Stone Sir激於義憤而執行私刑，開槍將其擊斃，之後謊稱其遭同黨殺害。對社會體制的不滿以及對正義的渴望成爲這個人物力量與痛苦的來源。
Stone Sir這樣半正半邪的灰色人物在過往香港的電視劇中相當罕見。從早年的《新紥師兄》，到近年的《陀槍師姐》以及《學警》系列，無不把警察塑造成體制與正義的化身，他們憑藉體制賦予他們的權力與邪惡作鬥爭，將罪人繩之於法。但在《刑警》中，我們卻看到，體制不再是正義的堅強後盾反而成爲了正義的羈絆，這才萌生了Stone Sir這樣選擇擺脫體制限制、以個人意志制裁邪惡的人。
從《新紥師兄》到《刑警》的變化，反映了我們對社會體制的信心逐漸產生了動搖。我們不再相信體制能夠保證正義，而需要體制以外的個人力量去幫助實現。這就是迷你債券苦主每日都在中環銀行門口進行滋擾活動以爭取賠償的原因，這就是青年民運人士在遊行中則採取越來越激進行動以爭取人權的原因。這些以爭取正義為目的的越軌行爲，並不是出於個人非理性的衝動，而是出於大衆普遍存在的對體制的信心危機。Stone Sir的痛苦與掙扎正正反映了我們每個人的痛苦與掙扎。
在電視劇的大結局中，Stone Sir心懷愧疚，在監獄中度過餘生，似乎暗示體制的力量終將把一切體制外的反抗收服改造。於是雨過天晴、皆大歡喜，我們可以收拾心情去收看下一套九點半的連續劇，繼續這日復一日、無窮無盡的娛樂。
剛剛進入11月份，當香港的日間氣溫仍舊維持在25度左右的時候，我們所接受到的廣告資訊卻早已是寒風陣陣了：餐飲企業推出火鍋的廣告，護膚品公司推出護唇膏廣告；猶其是服裝商店，各式各樣的秋冬時裝一夜間擺滿了櫥窗。諷刺的是，不久前我們還穿着夏裝在21度的辦公室中工作連續工作8個小時，如今卻要換上秋裝走在25度的街頭。
如果我們能夠稍為運用一下自己的感覺與判斷能力，我們就會明白香港的11月其實難以稱得上為秋季。幾乎可以說，所謂“換季”不過是商家爲了刺激我們消費而創造的謊言；而香港的秋季則是一個由廣告宣傳虛構出來的季節。
這就是現代消費社會的秘密：商家以廣告宣傳對消費者進行催眠，操控認知、製造錯覺，使消費者相信他們自己需要某種商品或服務，從而能夠在消費者身上榨取更大的利益。一個虛構的秋天正好讓各商家的秋日用品大賣特賣，同時又令我們獲得新一輪購物的樂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所以這個遊戲能夠永無止境地進行下去。
今天，廣告已經綁架了我們的生活。我們已經不再依賴自己對真實世界的切身感覺而生活，而轉而依賴廣告宣傳作爲指引，活在電視、雜誌與網絡所製造的幻象當中。我們吃着廣告要我們吃的東西，穿着廣告要我們穿的東西，看着廣告要我們看的電影，我們自身的思考與判斷能力將在廣告的洗腦中瞬間潔白、不留痕跡。
當你在快餐店中的位子落座之前，你總要習慣性地問同臺的人說：“請問呢個位有冇人坐？”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後，你才能夠心安理得地坐下來用餐。
但是，“呢個位子有冇人坐”這句看似彬彬有禮的問話背後，蘊含的潛臺詞是，“如果這個位沒有人坐，那麽它就是我的了。既然我佔有了這個位子，那麽就算你與我同臺感到不自在，我也根本不必理會。” 這句問話的焦點在於物件的擁有權而不是周遭人的感受，它表達的是佔有的意欲而不是共享的和諧。這是一種近似殖民主義的侵佔割據思想。
不同於港式問法，英國人會說：“你介意我坐在這裡嗎（do you mind my sitting here）？”在這樣的問話當中，被關注的並不僅僅只是位子的歸屬，而且還包括同臺人的感受。雖然，同臺人並非那個位子的擁有者（owner），但是他們卻是持份者（stakeholder），他們的利益與之息息相關，因而其意見應該得到相應的尊重。而在香港人的觀念中，擁有權被視爲至高冇上，而持份者的權益往往就被忽視了，這才導致“呢個位子有冇人坐”這種半文明、半野蠻的快餐店用語。
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商業社會，我們已經習慣了將全數精力投注在搶奪有限的資源上，以爲佔有了一件事物就可以爲所欲爲。例如，地產商投得地皮之後就亂蓋屏風樓，富豪侵佔郊野公園區域作私人花園，電訊商濫用簡易申請程序胡亂在行人道安置網絡設備，枉顧地產項目附近、郊野公園或行人道其他持份者的利益。這種佔山為王、圈地為霸的觀念一日未改變，香港就仍舊是一個披着華服麗飾的野蠻人。
香港的城市佈局越來越像是一個購物商場。
在購物商場之中，各類商鋪按照化妝品、潮流服飾、運動用品、電子產品等不同類別，有條不紊地安置在購物商場的不同樓層，為消費者挑選商品提供便利。酷愛購物商場的香港人亦早已習慣了這種對空間分門別類、區隔切割的處理辦法，並套用到城市規劃之上。中環是金融區，旺角是購物區，而將來西九則是文化區，這些都是我們最熟悉不過的城市功能的劃分。這與商場一樓賣化妝品，二樓賣首飾，三樓賣服裝的區分驚人地相似。
而習慣了分門別類、有條不紊的香港人，一旦發現城市的地域功能劃分被打破，他們就不知所措甚至覺得被冒犯了。香港警方過往就曾以阻街為由驅趕在商業區街頭作畫或者表演的藝術工作者；而網上亦不時出現要將某個在旺角街頭表演的劇團驅趕出行人專區的言論。藝術遭受圍剿的原因就在於，藝術屬於文化活動，假若出現在商業區中的話就違背了我們對於地域功能的固有劃分。
但是，當我們將文化當成盆栽，將其限定在某個固定的區域之中生長的話，文化即會喪失其生命與活力；文化更像是一株攀援植物，應該享有自由的空間向四面八方伸展自己的枝葉。用購物商場式的思維去處理城市佈局，文化終將在畫地爲牢中萎縮、死亡。
如今，當西九文化區設計方案的公衆咨詢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當中的時候，我們應該冷靜地思考一下，人爲構建一個所謂的文化區，會否只是滿足香港人對空間分門別類的強迫衝動？西九的落成，會不會給予我們更加充分的理由去追捕街頭巷尾活生生的文化活動，將其製作成標本然後擺放在西九，充當毫無生機的陳列品？西九會不會變成一個宏偉壯麗的籠子，將文化囚禁在香港的一個角落？而當文化活動集中到一個固定的區域之後，是否更加便利了權力的監察與操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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