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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曾經斬釘截鐵地說不會向市民派發現金，之後他派了；特首曾經三令五申說不會復建居屋，之後他建了。看來，要在政海的驚濤駭浪之中倖免於難，政客們的法寶是見風使舵。但如果以爲只要像變形金剛那樣，時而變人、時而變車就能將民衆玩弄在股掌之間，就未免過於天真了。
根據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近日公佈的調查結果，超過四成人指政府向每個香港永久居民派發六千元的措施令他們對政府的印象轉差，而僅僅有不足兩成人指印象變好。另外，政府三名司長的民望也全線下跌，當中以主責派錢事宜的財政司長曾俊華得分最低。事實證明，見風使舵的做法雖然順應了民意，卻導致政府威信掃地，釀成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危機。
政府往往在制定政策的時候閉門造車，然後才在輿論壓力下臨時變卦，上演一幕幕變形記，因此難免總是處於被動的位置。譬如，選舉管理委員會上月提出限制網上節目内容的建議，但在公衆咨詢階段幾乎遭到一致反對，建議最終胎死腹中。我們固然需要承認政府能夠吸取民意、從善如流是好事，但政府與其這樣在民意大潮中隨波逐流，倒不如在提出政策建議之前就主動徵詢民主派人士的意見，從而避免一些明顯違背民意、激化社會矛盾的政策出台。一個只會隨波逐流而沒有明確航向的政府最終恐怕難逃舟覆人亡的厄運。
然而，政府上演的變形記似乎還未到落幕的時候。之前，政制及内地事務局局長一再苦口婆心聲稱立法會議員空缺遞補機制符合現行法例以及公衆利益，律政司司長近日卻又聲稱願意聆聽社會意見。有消息指，政府可能修改遞補機制的建議，遞補者由最高票落選者改爲出缺的同一名單人士。分析認爲政府是次轉軚乃為避免在七一前夕激起民怨，導致遊行爆發。但事實上，補選事件已經再次加劇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危機，無論對原有建議如何修修補補都難以力挽狂瀾。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9-June-2011
近日，連場暴雨使武漢與北京一日之間變成澤國。內地網友發揮創意，用黑色幽默抒發對雨水成災、街道被淹的無奈與不滿：「北京擇偶新標準：有車、有房、有船。」「歡迎乘搭北京地鐵。下一站，積水潭。再下一站，積水潭。再再下一站，積水潭……」「威尼斯幾百年做到的事，武漢幾天就做到了；武漢幾天做到的事，北京幾小時就做到了。」
泱泱大國的首都及省會城市如此輕易地就在一次暴雨「淪陷」，實在讓人心裏很不是滋味。看來，一個城市即使有能力舉辦舉世矚目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卻未必有能力在雨季裏為居民提供一個舒適而安全的生活環境。即使是香港這個成名已久的國際都會，與內地城市相比，在處理雨季水浸的問題上其實亦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例如，發生在去年七月的一場黑色暴雨，就導致大埔沙埔仔村幾乎全村被山洪冲毀。根據渠務署的資料，全港目前仍有十六個水浸黑點。
城市表面的繁華與排水設施的落後之間形成的反差，反映政府在公共決策上功利化的取向，重視政績工程多於民生工程。高速鐵路、跨海大橋、摩天大廈，這些建造在地面之上的宏偉建築引人注目，當政者自然快馬加鞭地建設，在自己任期之內完成越多越好，以求在「阿爺」面前有更多政績可以炫耀；抽水站、下水道這些建造在地面之下的排水設施沒有人看得到，當政者又哪裏會主動花心思去為這些不起眼的工程操心呢？但是，與普羅大眾利益最息息相關的往往就是這些微不足道的工程。一個普通市民，一年之中少有機會乘坐高鐵出差，或是使用跨海大橋去賭場消遣，更談不上會在摩天大廈頂樓享受晚餐。普羅大眾所希望的僅僅是在暴雨中能夠安全回到家中，不必隻身游過街道上的汪洋，或者看着家園被毀。無奈政府往往大刀闊斧地開展幾百億的政績工程，卻在小小的民生工程上好整以暇。
六月二十日，有內地研究機構發佈《二○一一中國摩天城市排行榜》，以城市所擁有的高樓大廈的數目作為衡量城市競爭力的標準。但我卻認為，真正反映一個城市的競爭力的應該是它在雨季中水浸報告的數目：如果一個城市的排水系統經得起暴雨的考驗，就證明管治的政府真正以市民切身利益為念，這樣的城市才能真正免於邊緣化的危機。
半個月前，選舉管理委員會公佈了區議員選舉的《選舉活動建議指引》，建議將“平等時間”原則的適用範圍由傳統的電視及電台媒體擴大至互聯網，經由互聯網播放的節目亦必須為競逐同一選區的各個候選人提供平等時間。雖然，這一建議修訂適用於不同陣營的參選人，名義上是公平的安排，但對於在互聯網上聲勢浩大的部分政黨來説顯然相當不利，而對於在互聯網廣播上無甚作為的建制派來説卻無形中幫了一把。所以，建制派對限制互聯網節目播放的建議彈冠相慶實在不足爲奇，更可況，他們在互聯網宣傳手段上早已另辟蹊徑，比之社民連的網絡電台節目更加高明。
近日，有報章揭露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已經密鑼緊鼓地開展競選攻勢，其宣傳策略的一個重點就是互聯網。該報章記者更通過唐英年競選團隊文件，發現了兩個疑似“網絡打手”，近期不斷在討論區上以個人名義發佈有利唐英年、港府以及不利社民連的消息，在短短一年之間文章數目多達六百多個。其實，選舉管理委員會與其提出規管互聯網廣播這樣於法於理都不妥當的建議，倒不如深入探討一下“網絡打手”的問題。假如那些打正旗號、光明正大的網上政治節目被鉗制，反而鬼鬼祟祟的“網絡打手”可以招搖過市，那麽香港政壇必定烏煙瘴氣。
據知情者透露，“網絡打手”都是收受報酬在網上發佈文章來褒揚僱主而詆毀對手，過往通常用於商業目的。例如，上個月著名社交網站Facebook就因爲通過公關公司聘用網志作者攻擊競爭對手Google。事件被揭發之後Facebook名譽掃地，為世界各地輿論所不齒。這種在商界臭名昭著的伎倆入侵香港政壇，貽害恐怕更加深遠：以不正當商業宣傳手法損害的不過是小部分人的經濟利益，但不正當政治宣傳手法損害的卻是整個社會的福祉。不同政治陣營之間的爭鳴乃是民主社會中的正常現象，對立的兩方大可以光明正大地各抒己見，卻不應該以陰謀詭計損人利己。以金錢僱用“網絡打手”之風一旦盛行，那麽也許有一天，候選人可以公開招聘，用六千元報酬聘請所有香港永久居民擔任“打手”，特首寶座豈不就是囊中之物？因此，政治“網絡打手”一個也嫌多。對於政客與 “網絡打手”之間的不道德交易，我們絕對不能姑息。
五月十八日，環境局副局長潘潔被揭發其擁有的大埔沙欄小筑天台建有玻璃屋，屬於違規僭建。二十四日，教育局局長孫名揚的跑馬地寓所被揭發原來自零六起因僭建而早已被釘契。三十一日，政制及内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被指其物業天台建有簷篷與圍欄，特首曾蔭權被指其與妻子共同擁有物業的露台加裝了玻璃，均涉嫌觸犯相關法規。蔭權政府似乎已經變成了法治社會之上的僭建物，不知其“權”是否仍舊能夠“蔭”得住。
其實，我們對於政府的“僭建化”不應該感到驚訝，因爲主政者向來對法治自有一套獨特的理解方法。例如，上月政府在港珠澳大橋環境評估報告司法覆核一審中敗訴，主政者卻在立法會中公開聲稱有人濫用司法程序，阻礙香港經濟發展。也許對於政府來説，只要港珠澳大橋能夠動工，成爲政績的紀念碑，那麽施工是否符合環境保護法例的要求則是無足輕重的，堅守法治的人反而是多管閑事。這就難怪列位高官任由單位擁有僭建物多年而無動於衷：連港珠澳大橋這麽一個違反環保條例的世紀違規“僭建物”，主政者亦完全不當一回事，相比之下露台玻璃窗、天台簷篷與圍欄這等僭建物實在不過是小兒科而已，根本沒有人需要爲此負責。
唐司長日前接受訪問，泰然自若地聲稱“香港沒有地產霸權”，原本讓筆者困惑了好幾天，現在終於明白過來：他的同僚早就用違規僭建的方法解決了問題，居住環境已經得到巨大的改善,“地產霸權”當然不復存在。可憐一衆社運青年仍然執迷不悟，非要挺身而出，高舉反對地產霸權的大旗，結果背負了擾亂公共秩序、非法集會、剛愎自用的污名。也許，他們應該從列位高官的行徑中獲得啓發，回家搞一搞僭建，這樣生活環境可以改善，又不用飽受胡椒噴霧之苦，反正政府對社運趕盡殺絕，對僭建卻愛理不理。法治逐漸變成了當政者手中的工具，親疏有別，收放自如。
姜還是老的辣。孫明揚局長雖然年過耳順之齡，沒想到卻比八十後社運青年更加叛逆與激進。八十後社運青年反抗地產霸權、爭取生活空間，亦不過叫叫口號、睡睡馬路而已；孫局長身體力行，九四年開始堅持使用其住宅外部僭建的房間，以實際行動向這個法治社會示威抗爭。甚至於二零零六年，在接獲屋宇署的清拆令之後，孫局長仍舊我行我素、不屈不撓，其意志力足以令社運青年汗顔。
然而，社運青年睡馬路幾個小時，就有胡椒噴霧以及拘留室的招待；同性戀團體打算以一場十數分鐘舞蹈宣傳共融及尊重的理念，則因沒有申請臨時公共場所娛樂牌而遭警方禁止；藝術家在街頭表演，亦要被控阻街；孫局長卻霎那“抗戰”十七年，居然毫髮無損、高官照做，若非傳媒披露也不知道要瞞到何年何月。
現在，孫局長雖然已經承諾拆除僭建物，但事情並未告一段落。孫明揚二零零六年收到屋宇署的拆卸僭建物通知的時候，他擔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是處理僭建物問題的最高負責人，因此他拒絕執行署方通知的行爲屬於監守自盜、知法犯法；現在，孫局長不再主理房屋事務而負責教育事務，在違法行爲曝光之後也只是草草承諾拆除僭建物，並沒有作出深刻反省及鄭重道歉，實在是以教育局局長的身份給全港學生樹立一個壞榜樣。單單拆掉僭建物、做一場政治肥皂劇來蒙混過關，實際上把政府主要官員問責制也一併拆掉。作爲一名問責政府要員，市民期望孫局長能夠表現出承擔精神。而作爲政府最高領導人的特首，亦應對問責局長知法犯法情況作出回應。警告、譴責還是革職，政府對此應該有一個清楚的處理辦法，並詳細説明背後的理由。否則，問責制將名存實亡。
無線電視近期推出的綜藝節目《華麗明星賽》堂而皇之地頌揚奢侈與享樂，以展示富豪揮金如土的嗜好來嘩衆取寵。例如，其中一個環節“華麗品味賽”，參加者需要從三個等級的食材中挑選出最昂貴的一個，以考驗參加者在飲食方面的鑑賞能力。在節目中曾經出現過的食材包括五萬元一瓶的紅酒，十萬元一斤的鮑魚，三十萬一斤的燕窩等等。自開播以來，這個節目的收視率幾乎都維持在二十五點以上，即超過一百六十萬觀衆收看，可見該節目頗受歡迎。
筆者相當困惑，在我們這個有一百多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人數恰好與該節目觀衆人數相當）的社會中，電視台製作這個節目的用意到底是“攞景”還是贈興。一味以娛樂元素取悅觀衆而罔顧節目内涵，其反智與無聊讓人瞠目。另一方面，這樣的節目竟然獲得大衆歡迎，亦反映表面上輿論雖然對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加以抨擊，但是在文化層面上，富裕階層仍舊擁有絕對霸權，主宰社會主流品味。我們還是無法超越社會既定的等級結構，而甘願擔當上級階層的膜拜者。當觀衆在家中看到，節目嘉賓嘴中小小一口食物已經抵得上基層勞動者半天的辛勞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其實是一種病態的娛樂文化？
以上評論，既不是代表電視節目必須政治正確，也不是提倡所謂“仇富”的風氣。奢侈享樂固然是富豪們的個人自由，旁人無從干涉，但電視台不應以此作為噱頭加以炒作。以娛樂節目的包裝對奢華生活歌功頌德，媒體不知不覺中向觀衆灌輸“拜富”主義，從而將奢侈享樂合理化、高尚化、偶像化，會掩蓋貧富懸殊問題的殘酷真相。這樣的娛樂/愚樂節目最終將導致觀衆失去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思考。
理想的電視節目應該兼顧娛樂魅力與社會意義。例如，香港電台自二月份開始播出《窮富翁大作戰》，邀請富家子弟親身體驗草根階層生活，擔任清潔工、外賣員或無牌小販，棲居套房、籠屋甚至天橋底。該節目的構思與《華麗明星賽》截然相反，卻能在吸引觀衆的同時促使社會反省弱勢群體的困境。未來，隨著香港電台公共廣播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免費電視行業引入競爭，希望本地電視節目能夠跳出“娛樂/愚樂”的陳舊模式。
本月初，教育局發佈《德育與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詢稿》，建議在學校全面推行國民教育，以增強新一代港人對國家的歸屬感。教育局立意雖好，但可惜眼高手低，我們從咨詢稿中提供的評分報告範本就可見一斑。
按照咨詢稿的説法，所謂評分報告，旨在以特定準則“顯示學生的學習成果，並為進一步優化課程提供參考資料”。有關國民身份認同的評核標準有九個方面，各個方面最高得分為4（即“經常做到”），最低得分為1（即“很少做到”）。在這九個評核標準中，最讓人費解的是“為同胞的成就表達欣喜或感到自豪”。欣喜或自豪屬於個人情感，發於内而形於外，不應強求，如今，教育局卻將個人情感的表達作為國民教育科考核的一個重要構成因素。換言之，如果學生希望擁有滿意成績，必須“經常做到”這一情感的強制要求，否則後果堪虞。例如，當獲知中國女排獲得世界冠軍，如果學生表情漠然的話，則該學科可能“肥佬”；如果臉帶微笑，則該科可以合格；如果大笑半日，則成績優異；如果喜極而泣、吐血半升，成績才能出類拔萃。殘酷如古代的奴隸主，也不會強迫奴隸在勞動的時候臉帶笑容，但教育局現在卻一定要學生欣喜或自豪，是否也太欺人太甚了？以欣喜或自豪與否作爲國民教育成敗的參考因素，培養出來的學生是否能成爲國家、香港未來的棟梁尚不可知，不過絕對是演技一流的演員。
以學生表情作爲科目考核準則，在現實世界可算得上絕無僅有，但類似的情況卻在著名政治諷刺小説《一九八四》中出現。作者奧威爾在這本小説中描寫了一個叫大洋國的獨裁統治國家，生活在大洋國的人，其一言一行都受到政府嚴密的監視，甚至包括臉上的表情。“臉上表情不適當本身就是一種應該懲罰的罪行。有一個新的詞語，表情罪，專門用來指示這一罪行。” 教育局發佈的評分報告範本與小説中一個荒誕不經的情節居然如此脗合，會不會是從這本小説中得到啓發的呢？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其最終目的，是否要把香港變成《一九八四》中的那個大洋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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