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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雖然是一個法制之都，但有些規例卻相當吊詭：按照法例，在街邊售賣十元一份的雞蛋仔是違法的，但管治這個城市的高官卻可以運用手中的權力賤賣政府資產予私人企業，然後在退休之後合法地從該企業領取每年數百萬元的“顧問費”。
這樣奇怪的現象，莊子在兩千多年以前就發現了：“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他這番話的意思是，偷竊了別人腰帶上的小小的一件飾物的人按照法律會被處死，但偷竊了整整一個國家的人卻可以成爲位高權重的諸侯。在街邊無牌擺賣的確違法，當局以法制之名對草根階層的“盜鈎”行爲加以打擊，從制度上來説無可厚非，但是，試問當局能否用同樣的鐵石心腸，對付位高權重的精英階層“盜國”的行爲呢？
三年前，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被揭發退休後出任新世界集團要職，引起公眾嘩然，質疑他是否因紅灣半島交易而獲得報酬。於是，政府成立委員會檢討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後的就業規管。二零零九年委員會已經提交報告，建議將首長級第八級官員的管制期由三年增加至五年，防止高官利用職權謀取退休之後的延後報酬。報告發表至今已經有二十一個月，政府仍未落實相關建議。在處理退休高官轉職私人機構問題上，政府顯然缺乏小販管理隊對付無牌小販那種窮追猛打、死咬不放的精神。
當退休高官把香港利益當作雞蛋仔一般賤價販賣的時候，當局似乎寬大處理；當基層百姓將雞蛋仔作爲生計支柱的時候，當局就表現得鐵面無私。無牌小販要趕盡殺絕，但對於“攞正牌”搶掠公共資產的人我們就只可以嘆爲觀止了，就如同古語所講，“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四月十日，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出席港鐵活動的時候，社民連成員以「搶咪」行動抗議港鐵加價。兩日之後，政務司司長發表講話，斥責該「衝擊」事件手段激進，不可容忍。奇怪的是，過往當局多次宣稱使用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仍屬「克制」，但原來「搶咪」則是「激進」，其背後的評斷標準與推理邏輯實在匪夷所思。
筆者認爲，抗議人士對任何合法活動（不管有沒有官員參加）進行滋擾都是不應該的，但是當局強烈指責抗議人士同樣不當。政府在輿論聲勢上原本就擁有絕對優勢，對抗議人士的行爲口誅筆伐可謂不費吹灰之力。但這除了為自己壯壯膽之外卻於事無補。挾理性與和平之名，佔據了道德高地，卻未必就能號令群雄，反對派仍舊口服心不服。面對非傳統的抗議示威形式，政府不應該裝腔作勢地大加訓斥，而是應該舉重若輕，以忍讓、寬容的方式回應，方能贏得讚賞。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布殊在巴格達舉行記者會，一位當地記者由於不滿美國對待阿拉伯國家的外交政策，當衆脫下腳上穿著的鞋子向總統頭部扔去。總統狼狽地躲過了攻擊。他當時幽默地回應說：“如果你想知道事實的話，他剛才扔的是十號鞋子。”事後，他更是“擺自己上台”，向記者開玩笑表示，閃躲是他的強項，不僅是在躲避鞋子的時候，而且在回答記者的提問的時候同樣如此。換了在香港，如果高官們被扔鞋，司長恐怕就要宣佈全城進入緊急狀態了。政治家與政客的分別就在於面對冒犯與衝突的時候，所表現出的風度與氣量。
不過，司長嚴詞斥責「搶咪」行動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講話中，司長指抗議者的舉動其實是為了吸引注意，意在選票，這恐怕是自打嘴巴：他自己一而再地挺身斥責示威活動，是否亦同樣是爲了吸引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注意、爭取選票呢？
財政司司長在四月十日的網誌中引用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的名言「Give us the tools and we will finish the job（給我們工具，我們便可以完成任務）」，呼籲立法會議員在本週投票支持財政預算案。但是，現在財政預算案面臨的真正問題並不是缺乏工具，而是缺乏對任務的清楚認識。因此，筆者再次回贈司長另外幾句邱吉爾的名言，望能笑納。
第一句是「Courage is what it takes to stand up and speak. Courage is also what it takes to sit down and listen（站起來說活需要勇氣，坐下傾聽同樣需要）」。官字雖然擁有兩個口，遺憾的是缺乏一雙耳。
邱吉爾的第二句名言是「It is always wise to look ahead, but difficult to look further than you can see.（人人都知道向前看是明智的，但要做到高瞻遠矚卻是困難的）」。身處萬人之上，原本就應當看得更遠；如果不幸有近視或老花，又不願意借一借旁人的眼鏡，那麽盲衝直撞的結果就是車毀人亡。
邱吉爾的第三句名言是「All the great things are simple, and many can be expressed in a single word: freedom, justice, honor, duty, mercy, hope.（偉大的事情都很簡單，大多數可以用一個詞語來表達：自由，公正，榮譽，責任，仁慈，希望）」。如果缺乏這些簡單的理念，施政就難免舉步維艱。
聆聽的勇氣、高瞻遠矚的目光以及偉大的理念，這些正是目前我們最需要的。有了這些東西，再加上必要的工具，才能保證任務的完成。如果政府一再迴避社會貧富懸殊的深層矛盾，那麽即使有再多的工具，亦同樣無法完成任務。而社會大衆的不滿與抗爭，亦只會像邱吉爾說的另一句話那樣：Now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這不是結局，甚至不是結局的開始，而也許是序幕的終結。）
聆聽的勇氣、高瞻遠矚的目光以及偉大的理念，這些正是目前我們最需要的。有了這些東西，再加上必要的工具，才能保證任務的完成。如果政府一再迴避社會貧富懸殊的深層矛盾，那麽即使有再多的工具，亦同樣無法完成任務。而社會大衆的不滿與抗爭，亦只會像邱吉爾說的另一句話那樣：Now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這不是結局，甚至不是結局的開始，而也許是序幕的終結。）
坊間總是把六千元稱之爲“派糖”，這並沒有道出問題的本質。這六千元應該稱為“派桃”。
《晏子春秋》中記載了“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春秋時代齊國有三員大將：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他們手握兵權、戰績彪炳。晏子擔心他們會造反，所以想了一個辦法，不費一兵一卒就剷除他們：他把三位大將請來，賞賜給他們兩個珍貴的桃。由於桃比人多，所以三個人爲了爭奪賞賜而爭吵起來，列舉自己對齊國的貢獻，證明自己才有資格領取獎賞。結果，公孫接與田開疆自愧不如古冶子，讓出兩個桃之後自盡，而古冶子亦覺得自己愧對朋友亦拔劍自刎。於是，只靠兩個桃子，晏子就除掉了三個武功蓋世的勇士。
《晏子春秋》中記載了“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春秋時代齊國有三員大將：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他們手握兵權、戰績彪炳。晏子擔心他們會造反，所以想了一個辦法，不費一兵一卒就剷除他們：他把三位大將請來，賞賜給他們兩個珍貴的桃。由於桃比人多，所以三個人爲了爭奪賞賜而爭吵起來，列舉自己對齊國的貢獻，證明自己才有資格領取獎賞。結果，公孫接與田開疆自愧不如古冶子，讓出兩個桃之後自盡，而古冶子亦覺得自己愧對朋友亦拔劍自刎。於是，只靠兩個桃子，晏子就除掉了三個武功蓋世的勇士。
今天，政府派發六千元與“二桃殺三士”有異曲同工之妙。原本六千元補助以強積金供款的形式派發，於是長者、家庭主婦無法受惠，間接否認了他們對社會做出的貢獻；後來，六千元補助改以現金形式向永久居民派發，於是新移民無法受惠，似乎暗示他們是次等市民；現在，政府又計劃以關愛基金的渠道向新移民中的貧窮人士派發六千元，似乎意味著扶持新移民是善舉而非責任，與我們賑濟日本地震難民五無甚區別。一言以蔽之，派錢方案有心或者無意地肢解“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離間不同社會群體，造成社會分化。只是抛出價值兩百多億的“桃”，就能讓新移民、婦女、長者、中產、基層、青年一擁而上、前仆後繼，似乎人人都有資格領取又似乎人人都沒有資格領取。正是蚌鶴相爭、漁翁得利，比之購買大堆胡椒噴嚏，實在事半功倍。
如果政府是無心之失造成這樣的結果，那麽證明主政官員缺乏政治智慧。如果政府是深謀遠慮地造就這樣的結果，那麽證明主政官員攻於心計。無論真實情況屬於哪一個，都叫人心寒。
通脹的滔天海嘯之下，又傳出港鐵加價的餘震。原來港鐵用心鋪出的是讓市民百上加斤的辛苦里程。面對輿論抨擊港鐵加價措施，港鐵主席表示，香港是商業社會，按法律運作的機制不可「輸打贏要」。振振有詞，咄咄逼人，但實際上「輸打贏要」的正正是港鐵自己。
港鐵的存在原本就不是正常商業社會競爭的結果。自零七年之後，香港就只有一家鐵路運營商，北自羅湖，南達中環，西起天水圍，東止柴灣，正是《詩經》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也。城市鐵路運輸作為一個寡頭壟斷的行業，市民出行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而只能光顧港鐵公司。服務提供者加價，消費者如果有權選擇光顧與否，原本是商業社會中無可厚非的現象。但假若消費者沒有選擇權，所謂商業社會的原則又從何談起呢？一家並不是以商業原則取得市場地位的公司，如今卻以商業原則作爲加價的理由，實在荒謬。
不僅在運輸業務上，在物業發展業務上港鐵亦得益於非商業原則的運作。政府以低於市場水平的價格向港鐵優先提供土地，港鐵再以鐵路帶來的人流在沿線發展高價值的地產項目，賺取可觀利益。土地是屬於全民的公共資源，而港鐵在以非商業原則決定的價格佔用了全民共有的資源之後，又以商業原則為由增加票價，究竟輸打贏要的是誰?
以物業發展補助鐵路運營，令香港政府不必花費巨額公共財政支出就完成了龐大的鐵路建設，這曾經是世界城市鐵路發展史上的著名成功案例，但後遺症卻是導致一個建立在非商業原則之上、卻又以商業原則挂帥的鐵路霸主。聼了港鐵主席的一番話，我立刻明白到數天之前部分市民搶購食鹽是很有先見之明的：香港一旦發生海嘯，難保一些企業家說，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股東利益至上，不能「輸打贏要」云云，以此作為抬高鹽價的擋箭牌。
此次港鐵加價面對不少輿論壓力，計劃最後恐將難以實行。讓人驚異的是向來八面玲瓏的企業家們爲何如此冥頑不靈，總是要在社會大加抨擊之後，才願意屈服。結果，企業即使履行了社會責任，也給人一種勉為其難的感覺，付出經濟代價的同時，又沒有贏得市民的讚賞與尊敬，賠了夫人又折兵。前有大家樂刻薄員工的前車之鑑，現有港鐵加價之例。如果商界始終拒絕在決策過程中將社會責任納入為基本考量因素之一，那麼企業的發展將難以持續。到時，即使有再多的南區之寳，恐怕也難以力挽狂瀾。
日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電台節目中被問及現在粟米斑腩飯價錢幾多時啞口無言。他其後則於另一場合解釋說自己不愛吃粟米和斑塊，所以才會對此一無所知。如此平民化的食物，司長看不上眼亦是情有可原。但是，他在預算案中又為香港成為世界紅酒交易中心而得意洋洋：“二○一○年，葡萄酒進口總值超過69億元，較二○○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根據業界資料，香港在二○一○年已超越紐約，成為全球最大葡萄酒拍賣中心。”這就未免使人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慨嘆。大概要等到香港有一個愛吃粟米斑腩而不愛紅酒的司長那天，升斗小民方才能有機會一嘗溫飽。
一個理想的民主政府，從來都將滿足公民渺小而卑微的願望放在首位。比起爭取紅酒港的虛名，目前市民更加迫切的希望是能夠在香港消費得起一碟粟米斑腩飯，最好還可以再加一杯凍奶茶。自二○○八年二月起，政府早已開始免收葡萄酒稅，實質上就是以稅收補貼產業發展。與這般慷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府最近在對貧困家庭每月數百元的交通津貼上百般計較。這正正體現了香港奉行已久的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的新自由主義的實質乃是小氣政府大方市場。
無可否認，紅酒產業繁榮長遠而言對於經濟發展有所幫助，市民終將因此受惠。但是，紅酒的醉人前景恐怕難以麻醉大衆對粟米斑腩的飢餓。當香港滿足著世界各地富豪對紅酒的需求，而基層大眾卻連粟米斑腩飯也消費不起的時候，我們難道還可以舉杯慶祝嗎?乾杯吧，司長大人。勸君更進一杯酒，水覆舟時無故人。
今年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突尼斯以茉莉花革命、埃及以白色革命為中國獻上了最佳的賀禮。而目前，巴林、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利比亞等地亦是群情洶湧，大規模反政府示威一觸即發。這一席捲中東、非洲的反政府浪潮，皆源自一名突尼斯八十後青年Mohamed Bouazizi。由於突尼斯經濟蕭條，Bouazizi與多數大學生一樣畢業即告失業，不得不以售賣水果和蔬菜爲生。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他為抗議警察粗暴執法而自焚，延至今年一月五日不治，年僅二十六嵗。Bouazizi 的悲慘遭遇喚醒了與他一樣在絕望困乏中苦苦掙扎的大衆，走上街頭反對當局腐朽無能的統治，最終推翻了獨裁政府。由於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國花，所以此次革命被稱為茉莉花革命。
對於Bouazizi的故事，我們不會感到陌生，因爲在香港亦有不少像Bouazizi一般為了三餐一宿而辛勞奔波的百姓。雖然，我們的政體不是獨裁統治，但地產商對各個行業的壟斷卻堪與法老王相比；雖然，我們的社會為赤貧人士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但香港的貧富懸殊已經位居世界前列。再加上近期逐漸加劇的通脹，民怨將不斷升溫直至沸騰。而財政司司長於二月十三號在網上撰文談論公共財政政策，依舊著重強調維持高水平財政儲備的重要性而將基層人士需要擺在較爲次要的位置：“（經濟）復蘇初期，我們應鞏固發展根基，同時關顧一時未能跟上的市民”。司長似乎認爲，貧富懸殊只是個人因素使然卻與社會結構因素無關，僅僅是因爲有人運氣不好而“一時未能跟上”卻不是因爲基層人士與特權階級根本不是從同一條起跑綫上出發。
如果當局不願意通過與時俱進的公共財政措施改善收入分配，由上而下推行“紫荊花革命”的話，那麽到了官逼民反、“紫荊花革命”由下而上爆發的時候，就爲時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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