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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電台節目中被問及現在粟米斑腩飯價錢幾多時啞口無言。他其後則於另一場合解釋說自己不愛吃粟米和斑塊，所以才會對此一無所知。如此平民化的食物，司長看不上眼亦是情有可原。但是，他在預算案中又為香港成為世界紅酒交易中心而得意洋洋：“二○一○年，葡萄酒進口總值超過69億元，較二○○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根據業界資料，香港在二○一○年已超越紐約，成為全球最大葡萄酒拍賣中心。”這就未免使人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慨嘆。大概要等到香港有一個愛吃粟米斑腩而不愛紅酒的司長那天，升斗小民方才能有機會一嘗溫飽。
一個理想的民主政府，從來都將滿足公民渺小而卑微的願望放在首位。比起爭取紅酒港的虛名，目前市民更加迫切的希望是能夠在香港消費得起一碟粟米斑腩飯，最好還可以再加一杯凍奶茶。自二○○八年二月起，政府早已開始免收葡萄酒稅，實質上就是以稅收補貼產業發展。與這般慷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府最近在對貧困家庭每月數百元的交通津貼上百般計較。這正正體現了香港奉行已久的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的新自由主義的實質乃是小氣政府大方市場。
無可否認，紅酒產業繁榮長遠而言對於經濟發展有所幫助，市民終將因此受惠。但是，紅酒的醉人前景恐怕難以麻醉大衆對粟米斑腩的飢餓。當香港滿足著世界各地富豪對紅酒的需求，而基層大眾卻連粟米斑腩飯也消費不起的時候，我們難道還可以舉杯慶祝嗎?乾杯吧，司長大人。勸君更進一杯酒，水覆舟時無故人。
今年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突尼斯以茉莉花革命、埃及以白色革命為中國獻上了最佳的賀禮。而目前，巴林、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利比亞等地亦是群情洶湧，大規模反政府示威一觸即發。這一席捲中東、非洲的反政府浪潮，皆源自一名突尼斯八十後青年Mohamed Bouazizi。由於突尼斯經濟蕭條，Bouazizi與多數大學生一樣畢業即告失業，不得不以售賣水果和蔬菜爲生。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他為抗議警察粗暴執法而自焚，延至今年一月五日不治，年僅二十六嵗。Bouazizi 的悲慘遭遇喚醒了與他一樣在絕望困乏中苦苦掙扎的大衆，走上街頭反對當局腐朽無能的統治，最終推翻了獨裁政府。由於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國花，所以此次革命被稱為茉莉花革命。
對於Bouazizi的故事，我們不會感到陌生，因爲在香港亦有不少像Bouazizi一般為了三餐一宿而辛勞奔波的百姓。雖然，我們的政體不是獨裁統治，但地產商對各個行業的壟斷卻堪與法老王相比；雖然，我們的社會為赤貧人士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但香港的貧富懸殊已經位居世界前列。再加上近期逐漸加劇的通脹，民怨將不斷升溫直至沸騰。而財政司司長於二月十三號在網上撰文談論公共財政政策，依舊著重強調維持高水平財政儲備的重要性而將基層人士需要擺在較爲次要的位置：“（經濟）復蘇初期，我們應鞏固發展根基，同時關顧一時未能跟上的市民”。司長似乎認爲，貧富懸殊只是個人因素使然卻與社會結構因素無關，僅僅是因爲有人運氣不好而“一時未能跟上”卻不是因爲基層人士與特權階級根本不是從同一條起跑綫上出發。
如果當局不願意通過與時俱進的公共財政措施改善收入分配，由上而下推行“紫荊花革命”的話，那麽到了官逼民反、“紫荊花革命”由下而上爆發的時候，就爲時已晚了。
許多人對這鄉議局主席代香港所求籤文的意思一知半解。“威威”不是童言俚語所謂“威水”，而是懲戒罪人的意思；“箴規”不是規律，而是訓誡規勸。所以，前兩句大意是說以嚴刑酷法鞭撻天下是無法樹立威信的，採言納諫、從善如流方是正道。第三句“白登曾起高皇閣”講述的是漢武帝滿懷雄心壯志率兵討伐匈奴，卻在白登遭到圍困。有人將之理解成窮鄉僻壤也能變成帝皇停駐之地，似乎意味着險惡環境也能勃發生機。但是讀詩最忌斷章取義，將一個句子孤立來看而忽視全文意旨。第四句“終被張良守舊圍”才是關鍵。舊圍指的是故土，即原本的疆域。漢武帝急功進取、禦駕親征，希望降伏異族、展拓領土，終致身陷險境，幾乎斷送自身性命；漢朝社稷得保不失，還是要靠張良留守後方，保住根基。
通觀籤文，主旨是奉勸人們守道歸本，驕躁急進只會招致損失。
該籤乃是為香港而求，籤文亦是針對香港而言。反省香港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香檳被當局視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導致示威者被起訴，千金小姐掌摑警員就得以從輕發落，正是“威人威威”；建高鐵、辦亞運、延政改，正是樹立“高皇閣”。“箴規”不是沒有，張良不是沒有，只可惜被司長視爲剛愎自用、不分青紅皂白。當鄉議會主席被問及誰是香港的張良的時候，他回答說要找一找。這終歸是徒勞無功的：張良已經被拒之門外了，在門内如何千辛萬苦地尋找亦只是緣木求魚。箴規不納，忠賢已逐。嗚呼！香江乍現高皇閣，難容張良守舊圍。
上星期二（一月二十五日），行政長官為添馬艦新政府總部主持平頂儀式的時候說，工程設計概念是「門常開」，它除了是一項建築特色，亦提醒政府要時刻秉持開明開放的態度，積極進取、廣納民意。
言猶在耳，筆者最近才發現原來政府自一月十四日起展開了一項名為《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的公衆咨詢，而截止日期為二月十日。事前毫無宣傳，而整個咨詢爲期不足一個月，時間更是巧合地落在農曆新年前後，未免有暗渡陳倉、蒙混過關之嫌。不是說「門常開」嗎？我們這才恍然大悟，門固然是要開的，只不過要神不知鬼不覺地打開，然後再神不知鬼不覺地關上。事後就算有人問起，主人家也可以說：門是開過的，只不過你不懂得珍惜機會而已。
那麽《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到底是何許物也？其實，如果你讀過《聖經》的《創世紀》，那麽你已經對這份涵蓋香港的珠三角地區發展規劃有一個大致的了解：西九龍將會建造一個港口連接深圳與虎門的巨型貨運碼頭，香港機場將會建造鐵路、經屯門連接深圳機場，還有包括西九龍、啟德、大嶼山北以及新界東北的「低碳住區」規劃，等等。雄心勃勃的計劃堪比上帝開天闢地。牽涉如此廣大市民切身利益的公衆咨詢不過耗費二十多天就已經完成，可見有人說香港政府辦事效率低純屬無稽之談。
金耀基先生對回歸前香港的政治模式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行政吸納政治。自七十年代起，港英政府在維護宗主國利益的同時，爲了確立殖民地政府的合法性與認受性，開始把華人精英吸收入行政決策機關，並通過咨詢性機構收集基層大衆的意見。但行政吸納政治造成了政治與社會的脫離，政治變成了形式化的官僚運作。當香港仍舊是一片殖民地，行政吸納政治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當政者只要跟隨一套既定的行政程序就能保障政策的順利推行。但是回歸之後，隨著本土意識的覺醒，行政吸納政治的模式明顯已經完全不合時宜。那些抗拒被體制化的精英，那些不滿足於民意咨詢的大衆，將尋求更大的政治參與。在這樣的趨勢下，政治勢必掙脫行政的桎梏，而重新與社會接軌與融合。形式化的偽公衆咨詢已經不復是政府可以藏身的安全地帶。
不管是關起門來做皇帝還是開住門做皇帝，如果皇帝始終自以為是皇帝而別人都是奴才，那麽門開與不開實在也沒有太大分別。
“留意見唔一定要留鬚”的電視廣告中，各色各樣的社會人物登場説法：小學生說要增加教育支出，OL說要促進經濟發展，運動員說要增加體育資源，老人家說要增加長者福利及幫助弱勢社群。這種各抒己見、百家爭鳴的情景，似乎頗爲符合民主社會對於全民參與、開放平等的理念。但正如龐一鳴先生（一年唔幫襯大地產商行動發起人）在其網誌中提出的質疑，爲什麽學生就只能關心教育支出，OL就只能關心經濟呢？爲什麽學生不能關心長者福利，OL不能提倡文化呢？這個廣告背後其實隱含着這樣的假設：社會各個群體只能從自身利益出發去提出政治訴求，個人的經濟身份、社會身份將決定其政治身份。
這樣的假設如果被當成公理，那麽社會將無可避免落入統治階層“分而治之”的管治策略之中。分而治之，就是將公民社會整體分解成一個個相互獨立小團體，各個小團體只關心小圈子利益卻未能合作爭取共同理想。猶如將一個有機體分解成一個個的細胞，將一塊磐石分解成一個個的分子，在分而治之的管治策略之下，公民社會的力量無法凝聚。在一個被細胞化或者說被分子化的社會中，只存在各個小團體七嘴八舌的噪音，卻沒有琴瑟和應的大合奏。例如，制止暴力原本是普世認同的人道主義精神，但2008-2009年修訂《家庭暴力條例》以擴大保護範圍至同性同居者的時候，部分宗教團體卻因反對同性戀的既定立場而加以反對。
“分而治之”的管治策略造成我們對政治身份的自我局限。一旦有人打破了經濟身份對政治身份的限制，這樣的人就會被視爲非理性的異類。例如八十後社運青年，如果他們不是堅持反對興建高鐵、保衛菜園村這等違背他們經濟身份的事務，而是如同廣告中的小學生或OL那樣，爲了增加大學教育支出或者促進青年就業進行抗爭的話，那麽恐怕他們就不會背負如此多的駡名。對於超越既定認知模式的人或事，我們總是習慣性地加以口誅筆伐。
在2009年政改方案通過以後，泛民陣綫亦開始出現分裂，如今逐漸落入細胞化或分子化的漩渦當中。近日，社民連200名成員宣告退黨，聲稱將成立一個新的政治組織「人民力量」，並以追擊另一泛民政黨民主黨為要務。一個有機體，如果自身的細胞與細胞之間不斷相互攻擊的話，我們通常稱之爲癌症。現在，泛民陣綫從細胞化惡化至癌症化的警號經已敲響。
又到財政預算案即將發表的時候，“留意見唔一定要留鬚”的民意咨詢廣告不斷熱播，一場關於派糖不派糖、派糖派多少的爭論勢必又要展開。基層市民若然能夠如願以償獲得派糖固然是好事，但與此同時我們還要警惕政治上的巴甫洛夫效應。
巴甫洛夫是一個研究動物條件反射現象的生物學家。每次在提供狗隻食物之前，他都會先讓狗隻聆聽鈴聲。久而久之，即使沒有提供食物，狗隻只要聽到鈴聲也會如同看到食物一般流口水，雖然鈴聲根本填不飽肚子。政府不也像是巴甫洛夫那樣，在訓練我們對虛假滿足的條件反射嗎？財政案中推出的對基層市民的扶助措施，不過是對社會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之策，雖然能夠暫時緩解社會不滿，但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財政預算案的背後，如果沒有公平正義的施政理念，如果沒有推行社會改革的政治抱負，就只會是一堆數字而已。但無奈有些人已經滿足於一年一度的排排坐、食果果，把派糖當成了終極目標，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對著鈴聲垂涎三尺。
巴甫洛夫是蘇聯人，他的實驗成果受到蘇聯政府極大的歡迎。1921年，即使當時蘇聯處於大饑荒之中，列寧還簽署了一道政府命令：《科學家I.P.巴甫洛夫的傑出成就對全世界工人階級具有巨大的意義》，要求對巴甫洛夫提供物質保障，支援他的實驗繼續進行。所以，成就是屬於列寧與巴甫洛夫兩人的。如果列寧和巴甫洛夫泉下有知，他們在今天都後繼有人，必感欣慰。
政府在對待八十後青年的時候，沿用的是政黨政治的思維，強調妥協的重要，實際上屬於張冠李戴。
談判、妥協與合作是政黨政治的關鍵，因爲政黨需要通過爭取政治成果，以獲得、鞏固選民的支持。例如在政改方案的商榷當中，民主黨通過與中央的討價還價換取折中方案，以爭取中間選民的信任與支持。但是，八十後群體並不是一個政黨，他們無需妥協，因爲政治利益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根本犯不着向選民獻媚邀寵；參與社運的青年純粹受到自身公民意識與政治理想的鼓舞而採取行動。
在互聯網還未普及的時候，高度組織化的政黨是一切政治運動的核心。但是，當互聯網開始成爲人們交流資訊的強大平臺之後，任何個人都可以在社交網站或者討論區發表言論，發起各種政治運動。八十後運動正是借助互聯網這一新興媒介，獲得廣泛的關注與反響。這樣的社會運動已經超越了傳統的政黨邏輯。它的興起是互聯網發展的結果，是不可避免也無法消解的。
正如報紙的興起催生了近代的民主制度，互聯網的興起也將完全改變我們現有的政治生態。而如果我們還停留在舊有的思考框架，將八十後運動歸咎於青年上位難等經濟原因，或是歸咎於青年衝動幼稚，從而將八十後運動庸俗化，那麽我們永遠無法看清現象的實質。只要互聯網一日存在，八十後、乃至將來的九十後的抗爭必將不斷湧現，永不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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