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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在四月十日的網誌中引用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的名言「Give us the tools and we will finish the job（給我們工具，我們便可以完成任務）」，呼籲立法會議員在本週投票支持財政預算案。但是，現在財政預算案面臨的真正問題並不是缺乏工具，而是缺乏對任務的清楚認識。因此，筆者再次回贈司長另外幾句邱吉爾的名言，望能笑納。
第一句是「Courage is what it takes to stand up and speak. Courage is also what it takes to sit down and listen（站起來說活需要勇氣，坐下傾聽同樣需要）」。官字雖然擁有兩個口，遺憾的是缺乏一雙耳。
邱吉爾的第二句名言是「It is always wise to look ahead, but difficult to look further than you can see.（人人都知道向前看是明智的，但要做到高瞻遠矚卻是困難的）」。身處萬人之上，原本就應當看得更遠；如果不幸有近視或老花，又不願意借一借旁人的眼鏡，那麽盲衝直撞的結果就是車毀人亡。
邱吉爾的第三句名言是「All the great things are simple, and many can be expressed in a single word: freedom, justice, honor, duty, mercy, hope.（偉大的事情都很簡單，大多數可以用一個詞語來表達：自由，公正，榮譽，責任，仁慈，希望）」。如果缺乏這些簡單的理念，施政就難免舉步維艱。
聆聽的勇氣、高瞻遠矚的目光以及偉大的理念，這些正是目前我們最需要的。有了這些東西，再加上必要的工具，才能保證任務的完成。如果政府一再迴避社會貧富懸殊的深層矛盾，那麽即使有再多的工具，亦同樣無法完成任務。而社會大衆的不滿與抗爭，亦只會像邱吉爾說的另一句話那樣：Now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這不是結局，甚至不是結局的開始，而也許是序幕的終結。）
聆聽的勇氣、高瞻遠矚的目光以及偉大的理念，這些正是目前我們最需要的。有了這些東西，再加上必要的工具，才能保證任務的完成。如果政府一再迴避社會貧富懸殊的深層矛盾，那麽即使有再多的工具，亦同樣無法完成任務。而社會大衆的不滿與抗爭，亦只會像邱吉爾說的另一句話那樣：Now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這不是結局，甚至不是結局的開始，而也許是序幕的終結。）
坊間總是把六千元稱之爲“派糖”，這並沒有道出問題的本質。這六千元應該稱為“派桃”。
《晏子春秋》中記載了“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春秋時代齊國有三員大將：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他們手握兵權、戰績彪炳。晏子擔心他們會造反，所以想了一個辦法，不費一兵一卒就剷除他們：他把三位大將請來，賞賜給他們兩個珍貴的桃。由於桃比人多，所以三個人爲了爭奪賞賜而爭吵起來，列舉自己對齊國的貢獻，證明自己才有資格領取獎賞。結果，公孫接與田開疆自愧不如古冶子，讓出兩個桃之後自盡，而古冶子亦覺得自己愧對朋友亦拔劍自刎。於是，只靠兩個桃子，晏子就除掉了三個武功蓋世的勇士。
《晏子春秋》中記載了“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春秋時代齊國有三員大將：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他們手握兵權、戰績彪炳。晏子擔心他們會造反，所以想了一個辦法，不費一兵一卒就剷除他們：他把三位大將請來，賞賜給他們兩個珍貴的桃。由於桃比人多，所以三個人爲了爭奪賞賜而爭吵起來，列舉自己對齊國的貢獻，證明自己才有資格領取獎賞。結果，公孫接與田開疆自愧不如古冶子，讓出兩個桃之後自盡，而古冶子亦覺得自己愧對朋友亦拔劍自刎。於是，只靠兩個桃子，晏子就除掉了三個武功蓋世的勇士。
今天，政府派發六千元與“二桃殺三士”有異曲同工之妙。原本六千元補助以強積金供款的形式派發，於是長者、家庭主婦無法受惠，間接否認了他們對社會做出的貢獻；後來，六千元補助改以現金形式向永久居民派發，於是新移民無法受惠，似乎暗示他們是次等市民；現在，政府又計劃以關愛基金的渠道向新移民中的貧窮人士派發六千元，似乎意味著扶持新移民是善舉而非責任，與我們賑濟日本地震難民五無甚區別。一言以蔽之，派錢方案有心或者無意地肢解“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離間不同社會群體，造成社會分化。只是抛出價值兩百多億的“桃”，就能讓新移民、婦女、長者、中產、基層、青年一擁而上、前仆後繼，似乎人人都有資格領取又似乎人人都沒有資格領取。正是蚌鶴相爭、漁翁得利，比之購買大堆胡椒噴嚏，實在事半功倍。
如果政府是無心之失造成這樣的結果，那麽證明主政官員缺乏政治智慧。如果政府是深謀遠慮地造就這樣的結果，那麽證明主政官員攻於心計。無論真實情況屬於哪一個，都叫人心寒。
通脹的滔天海嘯之下，又傳出港鐵加價的餘震。原來港鐵用心鋪出的是讓市民百上加斤的辛苦里程。面對輿論抨擊港鐵加價措施，港鐵主席表示，香港是商業社會，按法律運作的機制不可「輸打贏要」。振振有詞，咄咄逼人，但實際上「輸打贏要」的正正是港鐵自己。
港鐵的存在原本就不是正常商業社會競爭的結果。自零七年之後，香港就只有一家鐵路運營商，北自羅湖，南達中環，西起天水圍，東止柴灣，正是《詩經》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也。城市鐵路運輸作為一個寡頭壟斷的行業，市民出行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而只能光顧港鐵公司。服務提供者加價，消費者如果有權選擇光顧與否，原本是商業社會中無可厚非的現象。但假若消費者沒有選擇權，所謂商業社會的原則又從何談起呢？一家並不是以商業原則取得市場地位的公司，如今卻以商業原則作爲加價的理由，實在荒謬。
不僅在運輸業務上，在物業發展業務上港鐵亦得益於非商業原則的運作。政府以低於市場水平的價格向港鐵優先提供土地，港鐵再以鐵路帶來的人流在沿線發展高價值的地產項目，賺取可觀利益。土地是屬於全民的公共資源，而港鐵在以非商業原則決定的價格佔用了全民共有的資源之後，又以商業原則為由增加票價，究竟輸打贏要的是誰?
以物業發展補助鐵路運營，令香港政府不必花費巨額公共財政支出就完成了龐大的鐵路建設，這曾經是世界城市鐵路發展史上的著名成功案例，但後遺症卻是導致一個建立在非商業原則之上、卻又以商業原則挂帥的鐵路霸主。聼了港鐵主席的一番話，我立刻明白到數天之前部分市民搶購食鹽是很有先見之明的：香港一旦發生海嘯，難保一些企業家說，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股東利益至上，不能「輸打贏要」云云，以此作為抬高鹽價的擋箭牌。
此次港鐵加價面對不少輿論壓力，計劃最後恐將難以實行。讓人驚異的是向來八面玲瓏的企業家們爲何如此冥頑不靈，總是要在社會大加抨擊之後，才願意屈服。結果，企業即使履行了社會責任，也給人一種勉為其難的感覺，付出經濟代價的同時，又沒有贏得市民的讚賞與尊敬，賠了夫人又折兵。前有大家樂刻薄員工的前車之鑑，現有港鐵加價之例。如果商界始終拒絕在決策過程中將社會責任納入為基本考量因素之一，那麼企業的發展將難以持續。到時，即使有再多的南區之寳，恐怕也難以力挽狂瀾。
日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電台節目中被問及現在粟米斑腩飯價錢幾多時啞口無言。他其後則於另一場合解釋說自己不愛吃粟米和斑塊，所以才會對此一無所知。如此平民化的食物，司長看不上眼亦是情有可原。但是，他在預算案中又為香港成為世界紅酒交易中心而得意洋洋：“二○一○年，葡萄酒進口總值超過69億元，較二○○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根據業界資料，香港在二○一○年已超越紐約，成為全球最大葡萄酒拍賣中心。”這就未免使人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慨嘆。大概要等到香港有一個愛吃粟米斑腩而不愛紅酒的司長那天，升斗小民方才能有機會一嘗溫飽。
一個理想的民主政府，從來都將滿足公民渺小而卑微的願望放在首位。比起爭取紅酒港的虛名，目前市民更加迫切的希望是能夠在香港消費得起一碟粟米斑腩飯，最好還可以再加一杯凍奶茶。自二○○八年二月起，政府早已開始免收葡萄酒稅，實質上就是以稅收補貼產業發展。與這般慷慨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府最近在對貧困家庭每月數百元的交通津貼上百般計較。這正正體現了香港奉行已久的所謂“小政府大市場”的新自由主義的實質乃是小氣政府大方市場。
無可否認，紅酒產業繁榮長遠而言對於經濟發展有所幫助，市民終將因此受惠。但是，紅酒的醉人前景恐怕難以麻醉大衆對粟米斑腩的飢餓。當香港滿足著世界各地富豪對紅酒的需求，而基層大眾卻連粟米斑腩飯也消費不起的時候，我們難道還可以舉杯慶祝嗎?乾杯吧，司長大人。勸君更進一杯酒，水覆舟時無故人。
今年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突尼斯以茉莉花革命、埃及以白色革命為中國獻上了最佳的賀禮。而目前，巴林、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利比亞等地亦是群情洶湧，大規模反政府示威一觸即發。這一席捲中東、非洲的反政府浪潮，皆源自一名突尼斯八十後青年Mohamed Bouazizi。由於突尼斯經濟蕭條，Bouazizi與多數大學生一樣畢業即告失業，不得不以售賣水果和蔬菜爲生。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他為抗議警察粗暴執法而自焚，延至今年一月五日不治，年僅二十六嵗。Bouazizi 的悲慘遭遇喚醒了與他一樣在絕望困乏中苦苦掙扎的大衆，走上街頭反對當局腐朽無能的統治，最終推翻了獨裁政府。由於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國花，所以此次革命被稱為茉莉花革命。
對於Bouazizi的故事，我們不會感到陌生，因爲在香港亦有不少像Bouazizi一般為了三餐一宿而辛勞奔波的百姓。雖然，我們的政體不是獨裁統治，但地產商對各個行業的壟斷卻堪與法老王相比；雖然，我們的社會為赤貧人士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但香港的貧富懸殊已經位居世界前列。再加上近期逐漸加劇的通脹，民怨將不斷升溫直至沸騰。而財政司司長於二月十三號在網上撰文談論公共財政政策，依舊著重強調維持高水平財政儲備的重要性而將基層人士需要擺在較爲次要的位置：“（經濟）復蘇初期，我們應鞏固發展根基，同時關顧一時未能跟上的市民”。司長似乎認爲，貧富懸殊只是個人因素使然卻與社會結構因素無關，僅僅是因爲有人運氣不好而“一時未能跟上”卻不是因爲基層人士與特權階級根本不是從同一條起跑綫上出發。
如果當局不願意通過與時俱進的公共財政措施改善收入分配，由上而下推行“紫荊花革命”的話，那麽到了官逼民反、“紫荊花革命”由下而上爆發的時候，就爲時已晚了。
許多人對這鄉議局主席代香港所求籤文的意思一知半解。“威威”不是童言俚語所謂“威水”，而是懲戒罪人的意思；“箴規”不是規律，而是訓誡規勸。所以，前兩句大意是說以嚴刑酷法鞭撻天下是無法樹立威信的，採言納諫、從善如流方是正道。第三句“白登曾起高皇閣”講述的是漢武帝滿懷雄心壯志率兵討伐匈奴，卻在白登遭到圍困。有人將之理解成窮鄉僻壤也能變成帝皇停駐之地，似乎意味着險惡環境也能勃發生機。但是讀詩最忌斷章取義，將一個句子孤立來看而忽視全文意旨。第四句“終被張良守舊圍”才是關鍵。舊圍指的是故土，即原本的疆域。漢武帝急功進取、禦駕親征，希望降伏異族、展拓領土，終致身陷險境，幾乎斷送自身性命；漢朝社稷得保不失，還是要靠張良留守後方，保住根基。
通觀籤文，主旨是奉勸人們守道歸本，驕躁急進只會招致損失。
該籤乃是為香港而求，籤文亦是針對香港而言。反省香港過去一年發生的事情，香檳被當局視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導致示威者被起訴，千金小姐掌摑警員就得以從輕發落，正是“威人威威”；建高鐵、辦亞運、延政改，正是樹立“高皇閣”。“箴規”不是沒有，張良不是沒有，只可惜被司長視爲剛愎自用、不分青紅皂白。當鄉議會主席被問及誰是香港的張良的時候，他回答說要找一找。這終歸是徒勞無功的：張良已經被拒之門外了，在門内如何千辛萬苦地尋找亦只是緣木求魚。箴規不納，忠賢已逐。嗚呼！香江乍現高皇閣，難容張良守舊圍。
上星期二（一月二十五日），行政長官為添馬艦新政府總部主持平頂儀式的時候說，工程設計概念是「門常開」，它除了是一項建築特色，亦提醒政府要時刻秉持開明開放的態度，積極進取、廣納民意。
言猶在耳，筆者最近才發現原來政府自一月十四日起展開了一項名為《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的公衆咨詢，而截止日期為二月十日。事前毫無宣傳，而整個咨詢爲期不足一個月，時間更是巧合地落在農曆新年前後，未免有暗渡陳倉、蒙混過關之嫌。不是說「門常開」嗎？我們這才恍然大悟，門固然是要開的，只不過要神不知鬼不覺地打開，然後再神不知鬼不覺地關上。事後就算有人問起，主人家也可以說：門是開過的，只不過你不懂得珍惜機會而已。
那麽《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到底是何許物也？其實，如果你讀過《聖經》的《創世紀》，那麽你已經對這份涵蓋香港的珠三角地區發展規劃有一個大致的了解：西九龍將會建造一個港口連接深圳與虎門的巨型貨運碼頭，香港機場將會建造鐵路、經屯門連接深圳機場，還有包括西九龍、啟德、大嶼山北以及新界東北的「低碳住區」規劃，等等。雄心勃勃的計劃堪比上帝開天闢地。牽涉如此廣大市民切身利益的公衆咨詢不過耗費二十多天就已經完成，可見有人說香港政府辦事效率低純屬無稽之談。
金耀基先生對回歸前香港的政治模式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行政吸納政治。自七十年代起，港英政府在維護宗主國利益的同時，爲了確立殖民地政府的合法性與認受性，開始把華人精英吸收入行政決策機關，並通過咨詢性機構收集基層大衆的意見。但行政吸納政治造成了政治與社會的脫離，政治變成了形式化的官僚運作。當香港仍舊是一片殖民地，行政吸納政治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當政者只要跟隨一套既定的行政程序就能保障政策的順利推行。但是回歸之後，隨著本土意識的覺醒，行政吸納政治的模式明顯已經完全不合時宜。那些抗拒被體制化的精英，那些不滿足於民意咨詢的大衆，將尋求更大的政治參與。在這樣的趨勢下，政治勢必掙脫行政的桎梏，而重新與社會接軌與融合。形式化的偽公衆咨詢已經不復是政府可以藏身的安全地帶。
不管是關起門來做皇帝還是開住門做皇帝，如果皇帝始終自以為是皇帝而別人都是奴才，那麽門開與不開實在也沒有太大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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