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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處:《蘋果日報》31-Oct-2011
八月十八日,李克強訪問香港大學期間有參與示威的學生遭受警方的粗暴對待,身為校長的徐立之發表聲明批評警方做法,並且親自與學生及校友會面解釋事件,更加設立了委員會調查事件。但事隔兩個月,徐立之卻突然宣佈自願離職。有消息指他是因為處理港大八一八事件時候同情學生、抨擊當局的做法而被有心人勸退的。如此看來,不管是香港大學的一個普通學生還是堂堂一校之長,只要言行不慎,通通都可能被權力當局驅逐出門外,流放到暗角自生自滅。
徐立之事件令人想起二○○○年黯然下台的前任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不同的是,當年鄭耀宗涉嫌在特首辦公室的授意下限制校內學者的學術研究,最終在輿論壓力下辭職,公義得以伸張。但現在徐立之卻因為捍衞學生示威權以及校園的自由開放,而最終被勸退。從鄭耀宗事件到徐立之事件是一種倒退,似乎印證了香港大學的自由已經淪陷。
徐立之的離去對於香港大學來說必定是一個損失。學制轉換即將實行,大學課程的革新、教學設施的擴建、額外經費的募集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徐立之在任期屆滿九個月前才被勸退,如何能夠保證校長職務交接以及大學向新學制過渡的順利實在令人擔憂。於是,大學學生的整體利益、成為了政治清洗的犧牲品,香港未來人才的培養亦蒙上了陰霾。
目前,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在深圳或東莞設立分校的計劃正在密鑼緊鼓的籌備當中。但從港大八一八事件到徐立之離職事件,都反映出在香港本土,大學根本無法抵禦建制權力的入侵,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夠憧憬,本地大學的內地分校,會真心保障學術自由以及促進學生的批判思考呢?從徐立之離職事件看來,將來內地校園如果發生內地警察鎮壓香港學生的慘劇,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的校長如果不是選擇歌功頌德,那麼就只能選擇「自願離職」了。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7-Oct-2011
曾蔭權在答問大會上,面對議員咄咄逼人的提問,怒不可遏地說對方的行徑是「爛仔」所為,又說立法會議事堂不是黑社會地方。但當天在立法會門外,明明就有一群黑衣人在處處留難記者,阻撓正常的拍攝活動,其蠻橫、暴力與黑社會分子已經沒有半點分別。
在特首答問大會舉行當天,大批記者前往新政府大樓進行採訪。但是,與以往在舊政府大樓的安排不同,記者被限制在固定的記者區之中無法自由走動。
許多穿着黑色西裝的保安人員在旁虎視眈眈,時刻監視並控制記者的舉動。有攝影記者為了完成工作而試圖離開記者區採訪,但立即被保安人員包圍,並被阻擋拍攝;有記者試圖採訪警方與示威者的對抗,保安則以人鏈限制。
事實上,設立記者採訪區的原意是為了方便記者工作,而不是為了將記者限制在特定範圍之內妨礙採訪的進行。正如我們設立讀書室是為了方便學生看書,但不意味學生不准在讀書室以外的地方看書。
立法會保安人員的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將堂堂立法會變成一個黑社會式暴力橫行的地方。
巧合的是,立法會保安全都穿着一身筆挺的黑色西裝,與今年八月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時他附近那一大群黑衣男子如此相似。這些黑衣人的神聖使命都是要心狠手辣地阻擋記者正常的採訪。使用「黑衣人」去對付記者,似乎已經成為當局的慣例。當暴力披上了精緻的西裝,竟然就以為自己可以變得合法。
在香港這個高度發達的城市,「黑衣人」用優雅的服裝掩飾其背後的野蠻暴力,企圖令迫害變得賞心悅目。權力的傀儡不再使用槍砲等顯而易見的屠殺工具,以免留下有形的物證貽人口實;他們轉而使用衣冠楚楚的人牆去掩蓋抗爭,用斯文得體的暴力去壓制徜徉肆恣的自由。這樣的黑衣不僅是暴力的外衣,更成了太平盛世的遮羞布。
有這樣一群身手不凡、專業負責的「黑衣人」坐鎮,香港將來就再也不會有抗爭,「和諧」的日子離我們應該不會太過遙遠了吧?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6-Oct-2011
《莊子.列禦寇》記載:「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癒下,得車愈多。」意思是說,秦王召見醫生為他治病,如果清除毒瘡就獎勵一架馬車,而如果舔吸瘡痔上的膿血的就獎勵五架馬車。疾病越是惡心,治療者所得的獎勵就越多。而對於政治上的毒瘡,當局似乎亦像秦王那樣有一套類似的獎勵措施:今年,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為了處理立法會議員出缺替補機制這一政治毒瘡,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一意孤行,不到社會不滿爆發前的一刻亦絕不罷休,一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皇上」的氣概。現在,「秦王」自然要論功行賞、加官進爵,擢升他為政務司司長。如此看來,林瑞麟確實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不過,一個慘不忍睹的事實是,林瑞麟乃特區成立以來民望最低的新任政務司司長,比起四名前任(陳方安生、曾蔭權、許仕仁及唐英年)落後一大截。但特首對此自有一番獨到見解。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在一個多元、開放、自由的社會之中,擔任政治工作的主要官員往往要面臨一些抉擇。這些抉擇一方面是愛香港,務實進取、迎難而上去辦事;另一方面是愛民望,獨善其身。特首認為,在愛香港與愛民望的選擇上,不可能事事兩者兼得,兩全其美。言下之意,他眼中的林司長則是一名「寧愛香港,不愛民望」的英雄勇士。但筆者擔心特首先生是自作多情:除了「愛民望」與「愛香港」之外,其實還有第三個可能,那就是「愛高官厚祿」。至於林司長挑選的是三個抉擇的哪一個,其實不管是曾蔭權還是筆者都無從知曉。
就算特首針對「寧愛香港,不愛民望」發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說詞,但明明在很多時候,政府都搖擺不定、朝令夕改,對民意亦步亦趨。例如今年制訂的財政預算案,原本財政司司長已經三令五申不會派發現金,但是最後又在與建制派閉門會議之後宣佈派錢。高官們時而視民望如敝履,時而視民望如珍寶,到底是因為愛香港還是因為愛官祿?相信市民心中自有答案。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8-Sept-2011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一九六四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丁.路德.金曾經說過:「歷史將會記錄,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在最近發生的亞洲電視誤報前國家領導人死訊、管理層涉嫌干預新聞自由的事件中,最大的悲劇恐怕亦不是壓迫者的囂張,而是被壓迫者的沉默。
九月五日,梁家榮辭去了亞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高級副總裁職務,並在當日接受訪問稱,自己已盡全力但仍舊無法阻止播出前國家主席逝世的虛假報道,所以引咎辭職。但是,在九月十九日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梁家榮卻又多次否認亞視管理層有干預新聞部的編輯自主,並以保護消息人士為理由拒絕透露該人士的姓名。時至九月二十五日,梁家榮出席電台節目,雖然間接承認虛假消息來源是在亞視具影響力的人,但仍舊沒有透露進一步詳情。如此前後矛盾、變幻莫測的陳述,與亞視播放國家前領導人死訊卻又在二十四小時之後撤回相關報道的草率做法又有甚麼分別?
被壓迫者的沉默只會助長壓迫者的囂張氣燄。所謂保護消息人士的原則,乃旨在令勢孤力弱的個人免除被財雄勢大的建制或者財團秋後算賬的後顧之憂,而敢於向傳媒揭露真相。而在亞洲電視誤報前國家領導人死訊事件中,如果將保護消息人士的原則套用在那個提供虛假消息的人士身上,則無疑是張冠李戴。因為這個消息人士並非甚麼「勢孤力弱的個人」,而是在亞洲電視內部能夠隻手遮天的權貴。根據梁家榮於九月二十五日在電台訪問中的說法,該消息人士能夠催迫新聞部播放前國家領導人的虛假死訊,亦能將彩色的台徽更改為黑白,可見其人絕非等閒之輩。梁家榮運用保護被壓迫者的原則來為壓迫者掩飾,好比用言論自由的藉口來宣傳法西斯主義,這不是對新聞專業的莫大諷刺嗎?
梁家榮原本是亞洲電視誤報新聞事件的受害者,但如果他繼續隱瞞涉事者的身份,令干預新聞自由的人逃避輿論的譴責與當局的追查,那麼他將由受害者變成了幫兇。如果梁家榮連保護消息人士原則的內涵亦一知半解,甚至是刻意使用這似是而非的藉口來獨善其身,任由「消息人士」繼續在亞視新聞部為所欲為,則是陷目前仍在亞視新聞部供職的舊同事於不義,更背叛了他從事三十餘載的新聞專業。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5-Sept-2011
政府於去年八月設立由特首委任的「顧問委員會」,負責監察香港電台的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如今,意猶未盡的政府又空降原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鄧忍光到香港電台擔任最高管理者,制衡港台之心可謂是路人皆知。大家試想一下,一旦港台台長由內部晉升成為慣例,將會助長港台獨立自主的文化,那麼未來港台很可能會成長為一個我行我素的自治王國,充份履行公共廣播的職責而無視政府的約束。這大概正是政府所不願意見到的。因此,政府通過「顧問委員會」以及委任政務官擔任台長的方式雙管齊下,慢慢將香港電台置於行政權力的天羅地網之中,公共廣播的自由有可能會被窒息。
此次任命,除了令人擔憂港台未來遭受更多來自政府的箝制之外,亦讓人看清當局對新聞及傳播專業的輕視態度。鄧忍光迄今二十四年的政府工作經歷與傳媒完全無關,今後卻能夠主宰港台命運,實在是對新聞及傳播專業的侮辱。當記者詢問宣佈即將履新的鄧忍光說,有沒有收聽過節目《左右大局》。我們的新紮台長這樣回答:「我有聽過很多港台的節目,不能逐個評論。」但事實上《左右大局》根本就不是港台節目,可見這位新任台長對港台業務仍是一知半解。這未免令人懷疑,新台長的專長到底是搞好香港電台的公共廣播,還是作為政府派去港台的無間道「卧底」,時時刻刻向上頭提供內幕情報?政府棄港台內部眾多員工而不用,反而屬意勞工及福利局的一個政務官,到底遴選港台台長時候採取的標準是甚麼?對此,政府有必要作出詳細交代。如果政府不能夠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說明這個傳媒門外漢為何能夠在港台其他資深而專業的員工中脫穎而出的話,那麼這次台長的任命就難以洗脫黑箱作業之嫌。
對於一個不尊重新聞及傳播專業的政府,我們又如何能夠希望它會尊重新聞及資訊傳播自由呢?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在維繫公民資訊自由方面起着一定的表率作用,如今卻身陷「顧問委員會」的監察以及處長的「潛行狙擊」。未來,香港的公共廣播發展以及新聞及資訊自由將何去何從,值得我們深思。

原文載處: 《蘋果日報》3-Sept-2011

副總理李克強是次訪港,總共出席了二十場活動,但其中不足一半提供記者採訪。對於大多數的活動,民間傳媒只能透過官方新聞處製作的新聞稿及短片了解活動情況。官方媒體擠壓並侵佔民間媒體資訊空間,這種做法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

官媒報道如同廣告

早在去年五月尾至六月,當時政府就政改方案舉行名為「起錨」的宣傳造勢活動,政府一眾高官在沒有事前及時通知傳媒的情況下,數度落區推銷方案,再由新聞處發放消息和圖片。雖則當局事前將活動詳情對傳媒保密,可能是為了避免反對派到場滋擾而造成混亂,但這亦令市民無法知悉活動現場的實際反應,令民意真相被掩蓋。可想而知,在新聞處發放的圖片都是官民交談甚歡、相見恨晚的情景,卻無法看到反對政改市民對高官惡言相向、不共戴天的樣子。於是,官方媒體的報道如同樓盤的宣傳廣告,屋苑附近明明就是一個臭氣熏天的垃圾堆填區,在廣告設計師的筆下卻成了一片湖光山色。
官方媒體的這種把戲,在報道李克強與曾蔭權會面的時候又再大派用場。政府新聞網於十六日發放關於李克強在香港君悅酒店會見曾蔭權的報道,只提及雙方講話中香港未來會更好之類的官場客套話,但後來內地新華網的報道透露了真相:原來李克強在會面中提醒曾蔭權,要「帶領本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繼續保持良好精神面貌,切實做好各方面工作」。香港市民這才如夢初醒,原來兩人會面並非波瀾不驚而是潛藏暗湧。

市民活在虛假世界

今後,如果官方傳媒繼續壟斷新聞的話,那麼這些經過閹割的資訊將會層出不窮,市民也將活在一個由不盡不實的陳詞濫調築構而成的虛假世界之中。到了那個時候,政府新聞處將變成謊言的製造工廠。即使唐英年在八月三十日的講話中強調尊重新聞自由,但他卻似乎沒有清楚區分「被動」與「主動」的新聞自由兩個不同的概念。被動的新聞自由,是指傳媒能夠按照編採自主的原則發放資訊,但政府卻可能通過控制消息來源而令被動的新聞自由變成無米之炊;而主動的新聞自由,是指政府能夠接受傳媒全面的監督並積極配合。而目前,我們正不斷地從主動的新聞自由向被動的新聞自由滑落。

原文載處: 《蘋果日報》20-Aug-2011
從前,家家戶戶都有一本通勝,把適宜進行各種生活大小事情的日子一一列明。官場卻有官場特別版的通勝,每逢搬遷、開張等事宜,不必夜觀星象,亦毋須請教名師,惟務必挑選領導前來視察的黃道吉日進行。只要跟足官場通勝來做,把揭幕剪綵的榮光進貢予上司,就能保證官運亨通、福星高照。
還記得一九九八年的時候,香港國際機場沒有對航班、貨運系統進行全面測試,就倉卒地由國家最高領導人揭幕啟用。其後第一天營運,新機場就出現了大規模混亂,客運大樓航班資料系統、行李輸送系統、貨運系統均出現故障,機場候機處滿是徬徨的旅客,貨場充塞積壓的貨物。國際機場雖然成了國際笑話,但由於挑選了領導到來的「黃道吉日」剪綵,於是保佑董伯伯後來雖然丟了特首之位,也還擁有政協副主席的虛榮。
十餘年後,歷史再次重演。為了迎接國家副總理到港,新政府總部日夜趕工,但工程質量令人擔憂。行人天橋上蓋未妥善焊接、牆身滲水、處處泥濘,更發生警員踏中未安妥的假天花木板而墮下重傷的意外。然而,新政府總部仍舊義無反顧地在八月十八日匆忙揭幕。這到底是因為舊政府總部已經變成馬頭圍道四十五號一般的危樓搖搖欲墜,搬遷迫在眉睫,還是因為特首希望把新政府總部作為禮物進貢給領導,既長他人志氣又讓自己威風,相信當事人與旁觀者都心知肚明。而新政府總部揭幕的黃道吉日選得好不好,我們看看明年曾先生下台後能不能也過一過政協副主席的癮就一清二楚了。
新政府總部的鬧劇,證明政府決策已經將政治考慮凌駕於理性分析之上。此例一開,難免會讓人擔心將來高速鐵路、西九文化區、港珠澳大橋等大型工程會不會也重蹈覆轍,為了趕上領導到訪的黃道吉日而粗製濫造?未來的特首會不會依葫蘆畫瓢,耗費數以億計的公帑打造一份禮物,然後把拆禮物的喜悅送贈達官貴人,卻不顧工程質量問題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使用者的安全?我們只好求神拜佛,自求多福。但我們實在不應苛責這屆政府。添馬艦新政府總部遠看氣勢磅礡,近看千瘡百孔;外表光鮮靚麗,內裏卻頹垣敗瓦。這正是現今香港社會的一個寫照,曾班子遷入這樣的地方辦公無疑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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