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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3-Dec-2011
今年五月,政府提出了立法會議員替補機制,剝奪公民選舉權;然後又在十一月提出《版權修訂條例草案》,限制網民以惡搞形式表達意見的自由;接着又在近日提出立法建議,將纏擾行為刑事化,從而有可能成為箝制記者追訪、遊行示威、網上聲討等行為的工具。這屆政府在最後一年任期之中動作頻頻,似乎是要在掙脫民望顧慮之後大展拳腳,將二十三條逐步逐步植入香港。
所謂纏擾行為,按照政府諮詢文件的解釋,即針對某人所做出的一連串使該人受騷擾、驚恐或困擾的行為。針對纏擾罪的法律看似旨在保護公民權利免受侵害,但假如缺乏為新聞採訪及示威遊行提供的清晰豁免,那麼纏擾罪將很有可能成為當局打壓新聞自由及人權的藉口,變得與內地政府所謂的「尋釁滋事罪」毫無分別。內地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將「追逐、攔截、辱罵他人」以及「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界定為尋釁滋事罪,結果成為若干維權人士鋃鐺入獄的罪名。二○一○年,為內地受有毒奶粉禍害嬰兒爭取賠償的維權人士趙連海在北京市大興法院受審。法院認為趙連海因為「在網際網路上惡意炒作」,並「煽動糾集」群眾及記者在政府部門外聚集,擾亂社會秩序,因而判處監禁兩年半。除了趙連海,揭發內地法制問題的公民記者周莉同樣在二○一○年因為尋釁滋事罪而被判處一年監禁。有朝一日,當香港訂立了漫無邊際的纏擾罪,那麼香港的趙連海們、周莉們大概也會因為纏擾罪而被逮捕入獄吧!
無可否認,纏擾罪的訂立對社會亦有一定積極作用:例如,保護婦女免受即將或已經離異丈夫的騷擾,規管財務公司收數行為以及規管電話推銷等等。但是,當纏擾法被建制所利用,來處處針對新聞工作者、抗議示威人士的時候,真正被纏擾的反而是社會的自由。為了讓纏擾罪不致成為香港版的尋釁滋事罪,為了讓纏擾法不致成為迷你版的二十三條,我們應該爭取將遊行示威及新聞採訪納入纏擾罪的免責辯護。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2-Dec-2011
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日近日離世。中國向北韓發出唁電,表示「以無比沉痛的心情,向全體北韓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最誠摯的慰問」,並稱「中國人民將永遠懷念他」。外交部長楊潔篪則說「金正日同志是北韓黨和國家的偉大領導者」。國家主席胡錦濤更前往北韓駐華使館弔唁。相比之下,金正日的死雖然亦在國際社會造成震動,不過其他國家主要掛慮的是北韓局勢的未來發展,真正哀悼這位鼓吹個人崇拜與思想監控的北韓獨裁者的國家委實屈指可數。
巧合的是,在金正日去世消息傳出的前一天,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亦因病離世,美國、德國、波蘭、羅馬尼亞、法國、英國等各國元首則紛紛表示哀悼,讚揚哈維爾在捷克民主改革過程中的貢獻。相反,中國政府則沒有任何表示。這亦難怪,哈維爾生前曾經致信中國政府,要求釋放異見人士劉曉波。哈維爾與劉曉波都曾經因為發表爭取人權的憲章而被當局囚禁。
中國對金正日去世的深切哀悼以及對哈維爾去世的無動於衷,實在與國際社會的反應大異其趣。如此公然違背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中國即使在經濟發展上取得重大成就,亦難以獲得其他國家的認同。甚至,中國的經濟成就越大,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猜忌恐怕就會越多。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7-Dec-2011
古語有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曾蔭權卸任在即,開始有些浪子回頭的迹象:中電及港燈宣佈明年電費將上調百分之九點二及六點三,曾蔭權批評加價不合理,要求它們顧及市民生活、履行社會責任,重新檢討加幅。特首更在社交網站上留言,呼籲網民按下「讚好」,向兩電表達訴求。看來,特首也開始接受變相公投了。
網絡動員是升斗小民對抗強權的武器,但曾蔭權身為特區之首、政府之長,面對兩電加價居然束手無策,結果,只能像「高登巴打」一樣,在網上要求他人聲援。其實,曾蔭權這次玩網上公投,既可以營造自己關心民間疾苦形象,又能夠令電費飆升的民怨完全轉移到商家身上,何樂而不為呢?而假如 facebook上反應熱烈的話,他甚至可以從眾矢之的搖身一變成為民意領袖。但歸根結柢,今時今日兩電膽敢獅子開大口,實乃政府縱容包庇的結果。
目前,香港政府以利潤管制協議的形式來對電力公司的許可盈利水平進行監管,但這一世界罕見的公用行業規管辦法根本難以阻止電力公司利用協議的漏洞牟取暴利。○八的時候,當舊有的利潤管制協議屆滿,公眾要求政府把握時機改革電力行業,將電網與發電廠分開經營,引入競爭者,推進港九聯網等等,打破香港電力市場的壟斷狀況,以免市民任由電力公司魚肉。但是,當時曾蔭權政府對這些金玉良言置若罔聞,繼續與兩家電力公司簽訂了又一個為期十年的利潤協議,令中電與港燈的市場霸權延續至二○一八年,才釀成現在兩電有恃無恐,瘋狂加價的荒謬局面。兩電罔顧企業的社會責任,自然難辭其咎;但曾班子當年助紂為虐,又是否盡到了作為公僕的責任呢?以 facebook平台將大眾怨氣引導到電力公司身上之後,現任特首是否應該反躬自省呢?
利潤管制協議的存在有其歷史根源。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經濟尚在起步階段,為了鼓勵基建發展,政府需要以利潤保障作為企業投資電力事業的誘餌。然而到了現在,利潤協議的存在已經弊大於利,成為電力公司取之不竭的金礦,亦成為懸在市民頭上的一把利刃。從此次兩電瘋狂加價事件中,未來特首則應該引以為鑑、亡羊補牢,從制度上改變私人企業騎劫香港公用事業的局面,利用現在至二○一八年的數年時間開展電力市場改制的工作。


收看完香港電台最新一集《鏗鏘集》關於政府處理公共檔案的做法的報道,筆者驚覺原來類似秦始皇焚書之舉在今天依舊不斷重演。
所謂公共檔案即政府部門或法定機構在運作之中產生的各類文書,包括公函、會議記錄、協定等等。香港是目前世界上少數並未就公共檔案管理立法的地區,而政府部門在處理檔案及檔案管理上只是遵從行政署長分別於二○○一年及二○○九年發佈的《檔案管理守則》及總務通告。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政府部門在處理公共檔案的時候存在混亂。這一制度缺陷不僅影響到政府行政效率,而且可能成為政府官員掩飾行政失當、遮蓋歷史真相的一個手段。

保障知情權與保存真相

例如,今年年初《南華早報》揭發,在發展天水圍新市鎮的初期,港英政府曾經與地產發展商簽署備忘協議,承諾限制在公共屋邨中的商舖發展以避免與私人發展商的商場構成競爭。這一協議於一九八二年訂立,塵封二十九年之後才被迫公開,但天水圍區內就業機會不足問題已貽害深遠。如果香港有更加完善的檔案管理法規,那麼這一協議文件可能得以早日公諸於世,天水圍也許能夠免於成為悲情社區的命運。又例如,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胡國興,於二○○九年要求廉政公署提供未經授權截取通訊個案的文件,但廉政公署回應指相關檔案已被銷毀,令進一步的追查無法進行。而今年四月至九月,在檔案處批准下政府銷毀了一千多米高的檔案,專家質疑如此繁多的檔案是否確實在半年時間中被妥當鑑定,有價值的文件會否因此被當做垃圾處置?未來,政府部門行政失當調查的不少有力證據可能也埋葬在這批檔案之中而被付諸一炬吧?政府如此急於搬遷政府總部,雖然造成初期運作的混亂,但這樣看來亦是不無益處的。
在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中,作者奧威爾寫道:「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按照港府現行規定,任何一名首長級官員均可以拒絕移交檔案予歷史檔案館以供鑑定、保存以及公眾查閱。不受檔案法約束的政府,能夠隨意隱瞞至關重要的行政決策,或者在公共檔案中刪除不利記錄,免於受到公眾的詰難與問責,於是廣大市民因為虛假的自由而陶醉而不知道自己實際上處於被奴役的狀態。香港亟需訂立檔案法,以保障市民知情權、議員質詢權的充份行使以及保存歷史真相。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0-Dec-2011
很多人都把唐英年與梁振英競選特首說成是豬狼之爭。
這讓我想起了在微博上流傳的一段話:「不要和禽獸較量。如果你贏了禽獸,就證明你比禽獸更加禽獸;如果你輸給了禽獸,則證明你連禽獸都不如;如果你與禽獸打成平手,就證明你與禽獸在伯仲之間。」總而言之,在豬狼對決之中,不管結果如何,都不證明當選者的能力比落選者優勝,而只是證明他對小圈子選舉的野蠻規則玩弄得更加得心應手。
此次特首選舉,有人寄希望於民意,希望市民的聲音能夠左右中央對未來特首的選擇。但即使一個高民意支持的人當選(正如曾蔭權當年上任的時候那樣),最後亦難逃在當選之後民意支持迅速貶值乃至清盤的結果,因為立法會功能組別一日存在,行政與立法關係始終處於對立狀態,香港政治矛盾一日難以緩和。
雖然特區行政長官的選戰才剛剛開始,但是筆者已經對選戰的贏家與輸家是誰心中有數。其實,最後無論是豬還是狼當選特首,總不免淪為香港以外的政治權力核心以及香港以內的地產金融霸權的傀儡。到時,市民才會突然發覺,競選時候的豬在當選之後可以進化為與民為敵、滿身利刺的箭豬,而競選時候的狼在當選之後則會被馴化為對主人唯命是從的家犬。因此,在特首的小圈子選舉中,贏家既不會是豬也不會是狼,而是其背後的政治及經濟強權,而輸家則始終是香港廣大市民。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8-Dec-2011
南美作家波赫士( Borges)的一篇小說中提到,中國一部叫做《天朝仁學廣覽》的書中把全世界的動物分成以下幾個種類:( a)屬於皇帝的,( b)塗香料的,( c)馴養的,( d)哺乳的,( e)半人半魚的,( f)遠古的,( g)放養的狗,( h)歸入此類的,( i)騷動如瘋子的,( j)不可勝數的,( k)用駝毛細筆描繪的,( l)其他,( m)破罐而出的,( n)遠看如蒼蠅的。這只是作者杜撰的一個玩笑,用來展現不同文化對世界的理解會如何迥異。
但波赫士的幻想如今變成了事實。特首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劃分選民或候選人所屬組別的方法與《天朝仁學廣覽》的分類方法一樣混亂不堪、毫無邏輯。在選民劃分方面,本地某著名咖啡連鎖店居然是資訊科技界選民,居民聯會竟然是漁農界選民。難道因為咖啡店有上網服務所以是資訊科技界,居民好食海鮮蔬菜所以是漁農界嗎?在候選人劃分方面,根據公共專業聯盟的研究,一千二百人的特首選舉委員會中有四百五十人是自動當選的財閥(財團主要控股人、高層管理人員及董事),廣泛分佈在各個界別當中。混亂的特首選舉制度將為有心人操縱選舉結果創造絕佳機會。
區議會選舉「種票事件」令公眾譁然,而特首曾蔭權的「見怪不怪」論更讓香港選舉制度的信心危機雪上加霜,所幸的是廉政公署採取行動,拘捕二十三名涉嫌虛報住址的已投票選民,打擊選舉舞弊行為。但是,對於技巧更加高明的種票,恐怕連廉政公署亦無能為力了。在區議會選舉中,如果選民在不屬於自己的選區中投票的話則被視為種票,那麼在特首選舉委員會選舉中,如果不屬於某一界別的選民或者候選人在該界別中投票或參選的話也應該被視為種票。所不同的是,特首選舉委員會選舉的種票是精心設計的結果,構成「天朝仁學」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對此,區區一個廉政公署根本無能為力,因為,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度下,是非黑白都變得曖昧不明。


「你瞧瞧我們這個世界,看看我們這個城市變成了甚麼樣子。除了『錢』這個字以外,我們已經分不清楚是非黑白。每個人都被環境訓練到像是倒模做出來的那樣:喜歡吃同一樣的食物,喜歡看同一樣的電視節目,支持同一種政治立場,信奉一種生老病死的做人方式。 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近日,無綫電視劇《天與地》中的一個角色 Dylan憤世嫉俗的這番話一石激起千層浪,不斷在社交網站上被網友轉載與評論。一夜之間,大家似乎都變成了熱血沸騰的革命家,紛紛抨擊港式生活的平凡與庸俗。但僅僅是憤世嫉俗、無的放矢是不夠的,我們在指摘生活方式倒模般千篇一律的同時,亦需要思考那個模子從何而來。我們在哀嘆香港死去的同時,更加需要明白香港的死因為何。

被金錢權力壓榨淨盡

我們的城市正在死去,乃是因為這裏的活力正在被金錢與權力的機器壓榨乾淨。在一個選擇稀缺、壟斷盛行的城市中,我們的生活方式無可避免地不斷同化,結果變成制度的奴隸。自從領匯上市、成為資本大鱷手中的掙錢工具之後,公屋商場就迫不及待地驅逐小型商戶、引入大型連鎖商舖,居民只好被迫去「喜歡」一式一樣的食物與服飾。當香港貧富懸殊日益惡化,富可敵國的財團把持經濟民生的命脈,越來越多人只好選擇支持同一種政治立場,結果,民主與公義的抗爭被誣衊為無事生非,導致新一屆區議會一派獨大。當官商合謀製造地產繁榮的虛華,普羅大眾因為高昂樓價的壓力而奔波勞碌,只能夠信奉循規蹈矩的做人方式。
在電視劇中, Dylan還說道:「獨立的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其實何止是 Rock and Roll的精神,我們做人不也應該是這樣的嗎?」面對這麼一個死氣沉沉的城市,我們更應該堅持獨立的精神去抗拒建制,才能讓這個城市起死回生。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Dec-2011
三,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又到一年一度財政預算案展開公眾諮詢的時候,電視台每天都在播放以歌手林子祥的《數字人生》作為宣傳主題曲的政府廣告,呼籲公眾提供財政預算案的意見。只見廣告片段之中,香港市民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共同演繹這首經典歌曲的前半部,一串又一串的數字從各人口中唱出,十分有趣。
然而,財政預算案並不單純是數字的遊戲。這個宣傳廣告把財政預算簡化為一系列毫無意義內涵的數字,是否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此屆政府管治團隊在任期即將結束之際,已經失去了對社會遠景的抱負?此屆政府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是否將會如同《數字人生》這首歌那樣,由大堆空洞乏味的數字堆砌而成,而缺乏政治理念的靈魂?正如在這首歌後半部林子祥所唱的那樣:「全是數字,誰會真正知是何用意?」
如果說,政務司司長不能夠只是一部人肉錄音機,那麼財政司司長亦不應該只是一部人肉計數機。更何況,這不過只是一部故障頻生的人肉計數機。
例如,曾司長去年估計政府赤字為二百五十億元,但最終卻錄得盈餘超過七百五十億元,估計數字與實際數字相差一千億;曾司長二月估計本年度地價收入六百二十億元,但截至本月初實際數字已達七百三十億;另外,今年用於向每個香港成年永久居民派發六千元的實際支出亦與估計相差四十一億。因此,估計今年政府將會出現數百億意料之外的盈餘。
面對如此充裕的財政資源,曾蔭權政府如果不善加利用,從而建立更加完善而長遠的社會福利體系,那麼夕陽政府的認受性在來年定會在民怨沸騰之中江河日下。
在《數字人生》這首歌的最後,林子祥歇斯底里地高呼:「人與數字有許多怪事,看看計數機裏幽禁幾多人質。」且看我們的曾司長於明年二月一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中,會不會在他的計數機內幽閉全香港七百萬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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