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說

被金錢權力壓榨淨盡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Dec-2011
三，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又到一年一度財政預算案展開公眾諮詢的時候，電視台每天都在播放以歌手林子祥的《數字人生》作為宣傳主題曲的政府廣告，呼籲公眾提供財政預算案的意見。只見廣告片段之中，香港市民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共同演繹這首經典歌曲的前半部，一串又一串的數字從各人口中唱出，十分有趣。
然而，財政預算案並不單純是數字的遊戲。這個宣傳廣告把財政預算簡化為一系列毫無意義內涵的數字，是否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此屆政府管治團隊在任期即將結束之際，已經失去了對社會遠景的抱負？此屆政府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是否將會如同《數字人生》這首歌那樣，由大堆空洞乏味的數字堆砌而成，而缺乏政治理念的靈魂？正如在這首歌後半部林子祥所唱的那樣：「全是數字，誰會真正知是何用意？」
如果說，政務司司長不能夠只是一部人肉錄音機，那麼財政司司長亦不應該只是一部人肉計數機。更何況，這不過只是一部故障頻生的人肉計數機。
例如，曾司長去年估計政府赤字為二百五十億元，但最終卻錄得盈餘超過七百五十億元，估計數字與實際數字相差一千億；曾司長二月估計本年度地價收入六百二十億元，但截至本月初實際數字已達七百三十億；另外，今年用於向每個香港成年永久居民派發六千元的實際支出亦與估計相差四十一億。因此，估計今年政府將會出現數百億意料之外的盈餘。
面對如此充裕的財政資源，曾蔭權政府如果不善加利用，從而建立更加完善而長遠的社會福利體系，那麼夕陽政府的認受性在來年定會在民怨沸騰之中江河日下。
在《數字人生》這首歌的最後，林子祥歇斯底里地高呼：「人與數字有許多怪事，看看計數機裏幽禁幾多人質。」且看我們的曾司長於明年二月一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中，會不會在他的計數機內幽閉全香港七百萬人質。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9-Nov-2011
種票疑雲越揭越多，對此，特首曾蔭權居然回應說，對於這些投訴覺得「見怪不怪」。
曾蔭權自己正是通過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在特首選舉的背後，有多少的政治與經濟利益的交換實在難以估計。這麼一個通過不公平及不公正的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政府首腦，自然對於選舉存在舞弊現象覺得見怪不怪。但對於任何稍微具有公民意識的人來說，即使只有一宗個案亦觸目驚心。
媒體繼而揭發，原來審計署早在○六年已經對選民地址登記的處理機制提出質疑及警示，選舉事務處過份依賴選民自行申報，並沒有要求申請人出示證明文件以確保住址資料真確，這一漏洞可能為種票行為提供溫床，最終損害選舉公平。但是，在二○○七年至二○一一年間擔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林瑞麟似乎對審計署的建議置若罔聞，沒有採納審計署的建議改進對選民地址核實工作，以杜絕種票發生的機會。既然林瑞麟早在四年之前已經對選舉漏洞心知肚明，那麼如今他大概與曾特首一樣，對區議會選舉的種票疑雲亦是見怪不怪吧！
特首曾蔭權在將林瑞麟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擢升為政務司司長的時候，曾經誇獎過他「務實進取、迎難而上去辦事」。特首眼中作為公務員典範的林瑞麟，為何在擔任選舉事務第一把手的四年之間，竟然對選舉制度的重大漏洞愛理不理呢？相反，對於嚴重違背民主原則的立法會議員替補機制，林瑞麟則大力支持。他居然被曾蔭權提拔為政務司司長，我們也只能向這一對難兄難弟學習見怪不怪的本事了。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8-Nov-2011
iPhone的盛行，帶旺了日本、韓國及台灣的芯片、記憶體、屏幕等零配件製造以及裝配廠商，亦為世界各地的應用軟件設計者帶來無限的商機。例如發軔於 iPhone平台上的遊戲應用 Angry Birds，自○九年十二月發佈至今年十一月初的短短兩年間，就已經創下了高達五億次的下載記錄，為開發商創造了巨大的收益。
可惜的是，在香港， iPhone熱潮帶來的只是投機與炒賣。十一月十一日，最新型號的 iPhone在香港正式公開發售，於是大批炒家蜂擁而至、通宵輪候，將蘋果公司門市所在的國際金融中心商場擠得水洩不通。在被輿論抨擊之後，商家轉換銷售手法，不定時地在網站開放登記，翌日才在門市取貨。原本以為這樣可以有效堵截炒風，但原來炒家技高一籌，轉而收購個人資料，甚至研發出外掛程式，能夠在瞬間自動填入購買資料，從而奪得購買名額。
蘋果公司是創新的代表， iPhone更是被不少媒體評選為當今最重要的科技發明。但是，到了香港人的手中，卻淪為了炒賣的對象。當一個社會沉迷在這樣的投機與炒賣之中的時候，人們將變得急功近利而喪失創造的動力，社會的創新能力將不斷萎縮。 iPhone炒賣的熱潮實際上是一個毒蘋果，令吃下的人長眠不醒。而更加令人憂心的是，參與 iPhone炒賣的不乏中學以及大專學生。我們的下一代，如果僅僅在排隊、搶購與轉售的蠅營狗苟之中志得意滿，那麼，下一個「教主」 Steve Jobs只可能出現在世界其他地方，但絕對不會出現在香港。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31-Oct-2011
八月十八日，李克強訪問香港大學期間有參與示威的學生遭受警方的粗暴對待，身為校長的徐立之發表聲明批評警方做法，並且親自與學生及校友會面解釋事件，更加設立了委員會調查事件。但事隔兩個月，徐立之卻突然宣佈自願離職。有消息指他是因為處理港大八一八事件時候同情學生、抨擊當局的做法而被有心人勸退的。如此看來，不管是香港大學的一個普通學生還是堂堂一校之長，只要言行不慎，通通都可能被權力當局驅逐出門外，流放到暗角自生自滅。
徐立之事件令人想起二○○○年黯然下台的前任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不同的是，當年鄭耀宗涉嫌在特首辦公室的授意下限制校內學者的學術研究，最終在輿論壓力下辭職，公義得以伸張。但現在徐立之卻因為捍衞學生示威權以及校園的自由開放，而最終被勸退。從鄭耀宗事件到徐立之事件是一種倒退，似乎印證了香港大學的自由已經淪陷。
徐立之的離去對於香港大學來說必定是一個損失。學制轉換即將實行，大學課程的革新、教學設施的擴建、額外經費的募集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徐立之在任期屆滿九個月前才被勸退，如何能夠保證校長職務交接以及大學向新學制過渡的順利實在令人擔憂。於是，大學學生的整體利益、成為了政治清洗的犧牲品，香港未來人才的培養亦蒙上了陰霾。
目前，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在深圳或東莞設立分校的計劃正在密鑼緊鼓的籌備當中。但從港大八一八事件到徐立之離職事件，都反映出在香港本土，大學根本無法抵禦建制權力的入侵，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夠憧憬，本地大學的內地分校，會真心保障學術自由以及促進學生的批判思考呢？從徐立之離職事件看來，將來內地校園如果發生內地警察鎮壓香港學生的慘劇，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的校長如果不是選擇歌功頌德，那麼就只能選擇「自願離職」了。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7-Oct-2011
曾蔭權在答問大會上，面對議員咄咄逼人的提問，怒不可遏地說對方的行徑是「爛仔」所為，又說立法會議事堂不是黑社會地方。但當天在立法會門外，明明就有一群黑衣人在處處留難記者，阻撓正常的拍攝活動，其蠻橫、暴力與黑社會分子已經沒有半點分別。
在特首答問大會舉行當天，大批記者前往新政府大樓進行採訪。但是，與以往在舊政府大樓的安排不同，記者被限制在固定的記者區之中無法自由走動。
許多穿着黑色西裝的保安人員在旁虎視眈眈，時刻監視並控制記者的舉動。有攝影記者為了完成工作而試圖離開記者區採訪，但立即被保安人員包圍，並被阻擋拍攝；有記者試圖採訪警方與示威者的對抗，保安則以人鏈限制。
事實上，設立記者採訪區的原意是為了方便記者工作，而不是為了將記者限制在特定範圍之內妨礙採訪的進行。正如我們設立讀書室是為了方便學生看書，但不意味學生不准在讀書室以外的地方看書。
立法會保安人員的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將堂堂立法會變成一個黑社會式暴力橫行的地方。
巧合的是，立法會保安全都穿着一身筆挺的黑色西裝，與今年八月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時他附近那一大群黑衣男子如此相似。這些黑衣人的神聖使命都是要心狠手辣地阻擋記者正常的採訪。使用「黑衣人」去對付記者，似乎已經成為當局的慣例。當暴力披上了精緻的西裝，竟然就以為自己可以變得合法。
在香港這個高度發達的城市，「黑衣人」用優雅的服裝掩飾其背後的野蠻暴力，企圖令迫害變得賞心悅目。權力的傀儡不再使用槍砲等顯而易見的屠殺工具，以免留下有形的物證貽人口實；他們轉而使用衣冠楚楚的人牆去掩蓋抗爭，用斯文得體的暴力去壓制徜徉肆恣的自由。這樣的黑衣不僅是暴力的外衣，更成了太平盛世的遮羞布。
有這樣一群身手不凡、專業負責的「黑衣人」坐鎮，香港將來就再也不會有抗爭，「和諧」的日子離我們應該不會太過遙遠了吧？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6-Oct-2011
《莊子．列禦寇》記載：「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癒下，得車愈多。」意思是說，秦王召見醫生為他治病，如果清除毒瘡就獎勵一架馬車，而如果舔吸瘡痔上的膿血的就獎勵五架馬車。疾病越是惡心，治療者所得的獎勵就越多。而對於政治上的毒瘡，當局似乎亦像秦王那樣有一套類似的獎勵措施：今年，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為了處理立法會議員出缺替補機制這一政治毒瘡，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一意孤行，不到社會不滿爆發前的一刻亦絕不罷休，一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皇上」的氣概。現在，「秦王」自然要論功行賞、加官進爵，擢升他為政務司司長。如此看來，林瑞麟確實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不過，一個慘不忍睹的事實是，林瑞麟乃特區成立以來民望最低的新任政務司司長，比起四名前任（陳方安生、曾蔭權、許仕仁及唐英年）落後一大截。但特首對此自有一番獨到見解。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在一個多元、開放、自由的社會之中，擔任政治工作的主要官員往往要面臨一些抉擇。這些抉擇一方面是愛香港，務實進取、迎難而上去辦事；另一方面是愛民望，獨善其身。特首認為，在愛香港與愛民望的選擇上，不可能事事兩者兼得，兩全其美。言下之意，他眼中的林司長則是一名「寧愛香港，不愛民望」的英雄勇士。但筆者擔心特首先生是自作多情：除了「愛民望」與「愛香港」之外，其實還有第三個可能，那就是「愛高官厚祿」。至於林司長挑選的是三個抉擇的哪一個，其實不管是曾蔭權還是筆者都無從知曉。
就算特首針對「寧愛香港，不愛民望」發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說詞，但明明在很多時候，政府都搖擺不定、朝令夕改，對民意亦步亦趨。例如今年制訂的財政預算案，原本財政司司長已經三令五申不會派發現金，但是最後又在與建制派閉門會議之後宣佈派錢。高官們時而視民望如敝履，時而視民望如珍寶，到底是因為愛香港還是因為愛官祿？相信市民心中自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