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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兩名罪犯 Jan Erik Olsson與 Clark Olofsson搶劫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並且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與警方對峙一百三十個小時之後，歹徒終於投降，人質成功獲救。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人質非但沒有感謝營救他們的警察，反而採取敵對態度，而對於被捕的歹徒則表示同情。心理學家分析，在挾持過程中，人質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而這期間歹徒只要偶爾顯露出些許的關懷與仁慈，就會被人質視為大恩大德而感動莫名，因此產生出對加害者的感情。心理學家把這種人在高度恐慌狀況下對加害者產生認同的心理機制，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筆者相信，在政治上同樣有這樣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在特首候選人競逐之時尤其明顯。觀乎兩位得到中央不同派別支持的候選人，都在政綱中以各式小恩小惠來籠絡人心。香港市民被特權利益集團綁架了數十年，一旦挾持者給予了些許甜頭就痛哭涕零，紛紛倒屣相迎，卻忘記了兩人原本加害者的角色。而對於真正的營救者，人們反而覺得他們無事生非、禍中亂港了。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影響下，泛民特首候選人在多次民意調查之中，都遠遠落後於其他兩名醜聞纏身的對手，永遠只能敬陪末座。
假如有一日真的能夠實現普選，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影響下，民眾又是否真的能夠選出符合香港長遠利益的領導人呢？亦或是會像現在我們看到的民意調查那樣，繼續支持自己的加害者呢？
筆者相信，在政治上同樣有這樣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在特首候選人競逐之時尤其明顯。觀乎兩位得到中央不同派別支持的候選人，都在政綱中以各式小恩小惠來籠絡人心。香港市民被特權利益集團綁架了數十年，一旦挾持者給予了些許甜頭就痛哭涕零，紛紛倒屣相迎，卻忘記了兩人原本加害者的角色。而對於真正的營救者，人們反而覺得他們無事生非、禍中亂港了。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影響下，泛民特首候選人在多次民意調查之中，都遠遠落後於其他兩名醜聞纏身的對手，永遠只能敬陪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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