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說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30-Jan-2013）
猶記得當初對於住宅僭越問題，梁振英以事件進入司法程序為由對傳媒和議員的質疑三緘其口；而在《施政報告》發表之後，梁振英又再次以同樣的藉口，拒絕回答公民黨議員關於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疑問。
到了近日，劉夢熊公開梁振英競選過程中的齷齪交易，面對公眾的質問，梁振英仍舊故技重施，以廉政公署正在調查劉夢熊、事件進入司法程序作為理由，拒絕回應。
梁振英前一句「司法程序」後一句「司法程序」，不知就裏的人大概會以為梁振英是一個法治的忠實擁護者。但實際上，他從參選到當選無不在破壞香港的法治：他在競選過程中公然抨擊對手的僭建問題卻又偷偷掩埋自己違法行為的證據；而詭計得逞、當選特首的第二天，他又親身前往中聯辦謝票，公然踐踏《基本法》關於高度自治的規定。到了最近，梁振英政府則主張提請人大釋法，再一次出賣香港法治。而現在，假如劉夢熊的指控屬實，那麼梁振英更是觸犯了《選舉條例》。
顯然，梁振英眼中的司法程序與一般人理解的司法程序相當不同。有醜聞的時候，就把司法搬出來當做抵禦公眾質詢的擋箭牌；沒有醜聞的時候，就把司法收起來當做通往高官厚祿的踏腳石。濫用「司法程序」這套說辭，習慣性地把司法看做是工具，非但不能夠維護社會的公義，反而將令法治喪失其至高無上的地位，而淪為權力與金錢利益的僕從。看來，越是把「司法」掛在嘴上的人，越是不把「司法」放在心上。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6-Jan-2013)
英國文化協會為了宣傳即將舉辦的英國教育展，在金鐘地鐵站掛出了大型的海報。海報上面除了有巨大的米字旗，更有斗大的字寫着「THIS IS GREAT BRITAIN」，有網友打趣地說，這是英國準備重返香港的宣示。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對於這樣明顯不過的玩笑，行事謹慎的英國人還是鄭重其事，決定提早把這幅惹人遐想的海報撤下了。
英國文化協會這種如履薄冰的態度，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前香港政治氣氛的敏感。言行舉止只要稍一不慎，就很可能會被建制派中的有心人扣上「港獨分子」、「港英餘孽」、「戀殖者」、「反中賣港」的帽子。所以，人們逐漸變得規行矩步，凡事但求政治正確以免惹禍上身；更有甚者，這種政治高壓不僅僅停留在「文攻」上，而且逐漸發展成為了「武鬥」。英國人大概亦知曉部份愛護香港力量的支持者在早前的撐梁遊行中如何在鏡頭前公然襲擊他人，再回想一下去年內地反日遊行中發生的燒殺搶掠事件，自然膽戰心驚，擔心「THIS IS GREAT BRITAIN」這樣一句普通的宣傳標語在愛國塔利班的眼中（如果他們曾經紓尊降貴地學習過英文的話）亦可能變得大逆不道。為了息事寧人，英國文化協會乾脆撤下海報、避過一劫。
所以，我們千萬不能責怪西九管理局把戲曲中心稱為「Xiqu Centre」這是為了令那些根正苗紅的建制分子眉開眼笑，顯示香港臣服歸順的濃情厚意。倘若這個戲曲中心居然叫做「Cantonese Opera Centre」，想必又會成為港獨勢力抬頭的又一鐵證了。
在愛國塔利班的文攻武鬥之下，香港過去那種百無禁忌、誰都不買賬的自由氛圍逐漸消失了，現在一言一行似乎都要經過政治正確的自我審核與過濾，猶如處身當年席捲內地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從英國文化協會到西九文化區，這些海外及本地的文化機構都在政治正確的高壓下不得不屈服，如此發展下去，文革的歷史大概會改頭換面，在香港重新上演。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4-Jan-2013)
美國雖然開國只有二百餘年，但其文化沉澱、歷史涵養比起現在的中國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單單從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就職儀式已經可以看出來。
美國新一屆總統奧巴馬在一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的就職典禮上，手按當年解放黑奴的總統林肯以及黑人平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使用的《聖經》，在首席大法官的見證下說道：「我謹莊嚴宣誓，我必忠實執行美國總統職務，竭盡全力，恪守、維護和捍衞美國憲法。」至於中國的國家主席，則根本沒有正式的就職典禮，在人民大會堂中裝模作樣地投票、鼓掌、握手，主宰十三億人命運的主席就這樣登基了。
說起繁文縟節，中國人比起美國人恐怕更加多，但在就職典禮一事上，中國人出奇地隨意。這不是因為領導人勤儉節約、不想勞民傷財，而是因為制度的不同。在民主制度下，總統與公民之間乃是一種契約關係：公民授予總統權力，而總統則必須問責。因此，總統需要通過就職典禮將這種契約關係加以確認。而在中國，權力交接根本就是一場利益爭奪與分贓，而政府與人民之間不是契約關係，而只是貨主與貨物的關係，你見過有人向自己的鞋子發誓的嗎？
更何況，要中國領導人舉行就職典禮太過強人所難。奧巴馬信奉上帝，所以手按《聖經》起誓，但我們的執政黨卻只相信人民幣（用馬克思主義的高深術語來說則是生產力），難道我們的領導人應該拿着一叠人民幣宣誓嗎？這未免貽笑大方。又或者，可否使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宣言》呢？但現在中國實行的明明已經是官商勾結的資本主義，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實在風馬牛不相及，拿着《共產主義宣言》則是自欺欺人了。那麼，可以仿效其他一些民主國家那樣手捧憲法來宣誓嗎？同樣不行。如同我們在《南方周末》事件中看到的那樣，在內地但凡有人要求依照《憲法》來治國的話，通常就會被官方媒體指斥為漢奸，意圖勾結境外勢力顛覆國家。國家前主席劉少奇在文革期間被迫害，他也手拿《憲法》，以為這樣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結果激起群眾更大的憤怒，批鬥得更加殘酷。到今天，情況未見有甚麼改變。
從就職典禮上，折射出中國的特殊國情。這樣的特殊國情發展下去，中國大概就會變成一個怪胎了。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2-Jan-2013)
內地媒體報道，去年中秋以及國慶假期期間共有七百一十四名內地官員外逃，而去年內地非法資金外流數量則達到一萬億美元，其中相當一部份大概就是貪污官員向海外轉移的資產。一萬億美元是甚麼概念？中國二○一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為七萬億美元，換句話說，去年全國人民白白地工作了兩個月，好讓腐敗分子在海外住豪宅、買名車。
按照成龍大哥的說法，美國是世界上貪污最嚴重的國家。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隨着越來越多的中國貪官潛逃，美國可能吸納了最多的中國貪污資產。成龍還說中國現在正處於幾千年來最好的時期，對於貪官污吏來說確實如此。
由此，我們終於弄明白了所謂破壞中國和諧社會的「境外勢力」到底是甚麼東西。早前，《南方周末》編輯抗議宣傳部官員竄改新年特刊事件發生之後，《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指摘該起事件是由「境外勢力」操縱，甚至別出心裁地指幕後主使者是被迫流亡海外的維權人士陳光誠。然而，區區一個流亡者可以有多大能耐，坐擁一萬億美元財富的貪官污吏才是真正禍國殃民的「境外勢力」，他們用中國百姓的血換來法國的美酒，他們用中國百姓的肉換來美國的豪宅，而假如中國百姓稍加反抗、呼喚憲政，他們則反過來誣告百姓是被「境外勢力」利用，天下還有更加荒謬的事情嗎？
中國執政黨時常吹噓自己趕跑了殖民者與侵略者，由此證明自己統治的優越性與正當性。其實，過去中國人受外國人欺壓，現在則受自己人欺壓，到頭來還是一碼子的事情，這是歷史開的一個殘酷的玩笑。
據說，大量貪官以及他們的非法資產之所以加速外流，是因為去年年末國務院下達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設管理的通知》，計劃在全國五百多個城市建立統一系統，令官員名下的物業無所遁形。諷刺的是，內地在加強資訊透明度的同時，香港卻正在削弱公眾的知情權，將來公司董事資料以及車主登記資料可能不再對香港公眾公開。看來，內地貪官如果外逃來香港這個發展中的貪污天堂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7-Jan-2013)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民調顯示，無論是房屋問題、醫療問題、社會福利或是經濟發展等公共議題，均有接近九成的民眾認為「非常需要」或「幾需要」進行處理。然而，對於政制發展問題，則只有六成四的民眾這樣認為。
對經濟民生的高度重視卻對政制問題漠不關心，這樣的反差顯示香港仍舊是一個民智未開的社會。人們未能看出或者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一個事實：當今香港之所以飽受房屋、醫療、社會福利或是經濟發展問題的困擾，其真正癥結就在於政治體制。相反，人們假若期望優先解決經濟民生問題之後，再假以時日處理政制發展問題，則實在是倒因為果、捨本逐末。
政制好比是鐵路，經濟民生利益好比是火車，如果路軌沒有鋪好，那麼就算我們在路邊等上一個世紀，火車亦永遠不會到來。政制發展關係到公共決策權力的分配，實則就是社會利益的分配，正如軌道決定火車的走向。在一個民主制度不完善的社會中，既得利益者成為權力的壟斷者，其他人莫敢問津。即使讓堯舜禹湯擔任特首，但只要觸動大孖沙們的絲毫利益，那麼再好的利民政策亦會觸礁。政制一日未變革，民眾就一日未能充權，纏繞着這個社會的諸多問題一日不會獲得解決。
甲之熊掌、乙之砒霜，就算九成民眾不斷遭受房屋、醫療、社會福利問題的折磨，但是，在既得利益者及其作為代理者的政府眼中，這些問題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相反他們更是樂在其中，希望他們主動設法解決更是天方夜譚。按照馬克思主義或者鄧小平理論那一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要經濟搞得好，政治問題自然而然就解決了。然而，香港顯然就是一個反例，經濟的繁榮並未帶來政治問題的自動消除，甚至，政制如今已經成為經濟民生發展的一大障礙。香港大眾如果不認清這一事實，而繼續單單聚焦在後者之上，那麼就變成「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了。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4-Jan-2013）
香港是難民第一收容港的歷史已經一去不回了。如今的香港掌政者，連棲身橋底或後巷的本地露宿者也要趕盡殺絕，要他們發揮人道主義精神去收容別國難民未免強人所難。畢竟好富厭窮是人之常情，香港的大門只為那些搜刮民脂民膏而富可敵國的貪官們打開。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已經清楚表明，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成為「資產管理中心」，那麼香港要致力於管理誰的資產呢？除了富商，則自然是貪官無疑。而要為內地貪官提供最優質的服務，香港則必須保護貪官的個人資料不會曝光，因此，現有《公司條例》中允許公眾查閱公司董事資料的條文必須予以取締。如果往後《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把主席總理家庭的資產情況亦列為國家機密善加保護，則香港資產管理中心的法律配套則更加完美了。
一月十日，香港藝人成龍在鳳凰衛視的一個節目中聲稱，美國的貪污問題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身為中國人不應該攻擊自己的國家。其實，根據透明國際在上個月發表的最新國際清廉程度排名報告，美國名列第十九位，而中國則位於第八十位，成龍言論的無知愚昧顯而易見。不過我想，當香港的公司查冊制度被削弱之後，成龍的胡言亂語大概就會成真了：到時中國必定不再存在貪污問題了，因為所有貪官污吏可以十分便利地將不義之財輸送到香港隱藏起來，神不知而鬼不覺。再加上網絡實名制度令洞悉黑幕者噤若寒蟬，中國的廉潔程度必定會躍居世界第一。
限制公眾查閱公司董事資料，雖然有利於祖國和諧維穩的大業，但對於香港自己卻貽害無窮。目前，香港的廉潔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涉嫌收受利益，前發展局長麥齊光涉嫌騙取租金津貼，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涉嫌向地產經紀提供非法回佣，對此當局沒有亡羊補牢，改善現有制度來加強打擊貪腐力度，反而進一步大開防腐制度的方便之門，豈不是倒行逆施？
在中華五千年貪污受賄文化的偉大旗幟下，香港同胞定將齊心一意撐貪官，為祖國貪官的幸福快樂不遺餘力地貢獻力量！取之於民，藏之於港，貪官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夢想如此接近。

原文載處：29-Dec-2012
志蓮淨苑是一座位於九龍鑽石山、落成僅十四年的佛教寺院。在發展局協助下，國家文物局接納了志蓮淨苑的申請，於十一月十七日正式將這座嶄新的寺院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並且呈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得知這消息之後，筆者實在感到歡欣鼓舞：如果十四年歷史的建築也獲得特區及中央政府認可為文物，那麼筆者目前所居的屋苑也有二十幾年樓齡，恐怕更有資格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了吧？
翻查記錄，原來除了志蓮淨苑之外，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的還有青銅時代遺址、遼代木搆建築、明清城牆等等。與這些名副其實的文化遺產相比，從一個常人的眼光看來，志蓮淨苑未免顯得格格不入。但媒體近日發現了這宗奇聞的微妙之處：原來負責志蓮淨苑修復計劃的內地專家張之平，碰巧就是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司巡視員郭旃的妻子。
假公濟私、弄虛作假，在某些國家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絕對不符合香港過去所秉持的價值原則。然而時移世易、上行下效，如今的香港對於雞鳴狗盜之事已經見怪不怪了。首長、局長、首席顧問、行會成員日復一日地拉低民眾接受的底線，人人自然都可以隨心所欲不逾矩、無可無不可了。在這場志蓮淨苑鬧劇中，院方以及發展局都不覺得有任何不妥之處，把僅有十四年歷史的建築抬舉為文物。這非但沒有提高香港的國際形象，反而丟了香港的臉。他日聯合國開會審議新一批世界文化遺產，當各國專家看到香港志蓮淨苑一項的時候，會場想必會爆發陣陣笑聲吧？
發展局一方面把假古董當做真寶貝，另一方面卻把真寶貝當做廢物。例如舊政府總部西座，發展局兩年多時間都堅持拆卸重建為商廈，最後在多方反對之下才改變初衷。而發展局過去進行的活化保育項目，包括尖沙嘴舊水警基地、灣仔和昌大押，無不淪為豪華酒店或餐廳，民眾可望而不可即。一個個真古董湮滅了，當政者毫不可惜；一個個假古董出現了，當政者卻愛不釋手，我們的城市不知不覺中已經變得如此顛三倒四。《紅樓夢》中說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大概就是這樣的道理。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8-Dec-2012
二十一日，市建局主席張震遠召開記者會，表示大角嘴的一個重建項目由於有一名業主拒絕賣舖而未能順利進行，更說：「若因一個業主不接受，而令三百個業主失望，好可惜！」張震遠的言論一出，傳媒及大眾紛紛指摘該業主「阻住地球轉」。時隔三天，這名「釘子戶」突然接受市建局的出價，重建項目得以展開，張震遠又公開讚揚業主「以大局為重」。這令筆者想起《呂氏春秋》中的一個故事。
魯國法律規定，本國人在別國不幸淪為奴隸，有人如果花錢把魯國人贖出來，可以到魯國國庫領取獎賞。有一次，孔子的學生子貢花錢救出一個魯國人，但子貢回到魯國之後卻拒絕接受國家的獎賞。孔子知道後，非但沒有誇獎他的慷慨與善良，反而批評說：「你的做法不值得提倡。聖人所做的事會移風易俗，影響其他人的行為。如果你收下國家的獎賞，並不會損害你救助同胞的行為的價值；現在，你卻不肯領取你應得的錢，雖然你的美德會被人傳頌，但從此領錢的人就會被指摘為不義，不領錢的人則會蒙受錢財損失，從今以後，魯國人就不肯再替淪為奴隸的本國同胞贖身了。」
想一想張震遠的言論，筆者不禁擔心，雖然表面上張震遠讚揚那位最終妥協的業主「以大局為重」，實際上卻暗指任何不願出讓舊樓單位的業主是自私自利，於是連應得的賠償亦未能獲得。從此，那些專門以收購舊樓作為財路的地產公司又多了一個方法逼迫業主就範。這些地產公司過去採用的是截水、截電、放火、懸掛驚悚人像等旁門左道的方式，如今張主席另闢蹊徑，為他們構思出了「以大局為重」這樣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後連放火用的火水也可以省下來了。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1-Dec-2012
在一個法治日益淪落的地方，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罪名會被無緣無故地強加到公民頭上，例如「記者拍攝襲擊罪」、「示威道具阻街罪」、「身穿黑衣觀看升旗禮罪」等等。而最近，監警會發表去年副總理訪港期間警察投訴的調查報告，披露原來警方的最新發明是「難堪罪」。
去年八月警方負責副總理訪港期間的保安工作，警方內部行動命令居然寫明警員要「避免副總理難堪」。翻遍民法及刑法，都找不到令人難堪是違法行為，可見警方的行動已經超越法律，只能說警方過於心急要報效祖國而意氣用事了。筆者衷心希望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向人大常委提請釋法，解釋一下「難堪罪」的具體定義及適用範圍，此外也希望樹仁大學客座教授郝鐵川賜教，制裁「難堪罪」是否包含在中央對香港的十大權力之中，以免無辜市民因此受害。
作為法治捍衞者，警方的每一項行動必須具有法理依據。倘若警方每次行動的時候，都自我創作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來限制市民的自由，那麼警方就不是法治的捍衞者，而變成專制的工具。如今，僅有掌權者才能夠獲得「難堪罪」的保護，至於其他百姓無論受到怎樣難堪的對待，都只能逆來順受。那位身穿「六四」字樣衣服而被警察抬走的男子，難道沒有因為警方的粗暴行為而覺得難堪嗎？那位向國家主席提問六四問題而被警員盤問的記者，難道沒有因為新聞專業被踐踏而覺得難堪嗎？那些一次次忍受特首謊言的市民，難道沒有因為香港核心價值被出賣而覺得難堪嗎？但警方對於這些難堪自然是不聞不問的，但掌權者打個噴嚏，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感冒。
警方不僅對掌權者的人身安全，甚至連心理感受亦妥善照料，如此無微不至的關懷定比令平民百姓妒忌。難怪根據港大最新的民意調查，在香港五大紀律部隊中，警隊的滿意度名列倒數第二。香港市民令警隊如此「難堪」，就等着懲罰的到來吧！
警權膨脹，民權萎縮，這大概是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之前所必須經歷的痛楚。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8-Dec-2012
近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網誌上說：「每當有關本土的好消息傳出，新加坡媒體幾乎是一面倒鋪天蓋地的報喜，香港媒體對這類新聞則比較冷淡；相反，出現了壞消息，兩地傳媒的取態又會逆轉。」他更指出，香港媒體報憂不報喜、負面新聞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於「香港人的自信心不足」。
如果媒體一味報道風花雪月之事，不問人間疾苦，議事步步為營，論政處處小心，當然是普天之下所有統治者夢寐以求的狀況，因而曾司長對新加坡羡慕不已並不奇怪。但曾司長將香港與新加坡媒體生態的差異歸因於自信問題，則讓稍有常識者笑破肚皮。新加坡奉行威權管治，不少政治學者甚至認為這個國家只不過是李氏擁有的家族企業而已，其新聞自由飽受國際輿論的抨擊。在嚴刑峻法之下，新加坡媒體除了報喜之外還有甚麼選擇呢？不知道曾司長是真的連這些政治常識都不知道，還是故意隱瞞企圖誤導大眾呢？
目前，新加坡的主要新聞集團新加坡報業控股有限公司以及新加坡傳媒公司，都由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參股或控股，其新聞報道自然猶如香港的「太公」及「文穢」那樣維護建制利益。另一方面，新加坡當局數十年來運用誹謗罪來鎮壓其他反對聲音。據統計，從一九六五年至今，媒體因「誹謗」而在新加坡遭控告的案例多達二十四宗，包括國際知名報刊如英國《經濟學人》，美國《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旗下的《國際先驅論壇報》等等，大多數官司都以掌權者勝訴告終。而且，這種手法亦用來對付反對黨。例如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兩度被控告誹謗罪，最後因為無法繳交數以百萬元計的高額罰款而被迫破產及無法離境。如此看來，新加坡媒體的和諧並不是因為自信，而是因為恐懼，曾司長恐怕是自作多情了。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二○一一年新聞自由指數報告，新加坡在全數一百七十九個國家或地區中名列一百三十五位，而香港則名列五十四（中國名列一百七十四位）。曾俊華身為香港高官，非但不以香港尚算及格的新聞自由為傲，反而讚揚新聞自由淪喪的新加坡，難道不是指鹿為馬嗎？如果曾司長果真要香港媒體仿效新加坡媒體，全力歌頌太平盛世而對社會醜惡保持沉默，唯一的辦法就是照搬新加坡當局的高壓統治。實際上，近年來香港在「新加坡迷思」中已經越陷越深：新免費電視牌照遲遲未批出，廣播處長空降掌管香港電台，記者在政府總部的採訪處處受到留難。有一天，當香港變成另一個新加坡的時候，曾俊華司長以及他的同事大概會彈冠相慶吧！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8-Dec-2012
藝人王菀之早前在社交網站上載一位老人的照片，並留言指「別人在偵探般追蹤梁特首的房子，並從抽絲剝繭得出的新發現大感勝利興奮」時，自己「忘不了每天在盼望多點生果金幫補生活的長者們」。不少網民批評她政治無知、是非不分，有為特首開脫之嫌，甚至發起罷聽運動，她則回應說：「我討厭政治。」
這是不少港人的金句。務實、包容、團結、和諧，被不少人當成至高的絕對價值，而政治事務則被標籤為虛妄、偏激、分裂、動盪，所以不少港人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討厭政治」甚至以此為榮。這是過去的殖民者處心積慮培養的政治冷感，亦是新殖民者所渴望繼續維持的去政治化的行政主導社會。以務實之名拒絕深入的討論；以包容之名迴避冷靜的批判；以團結之名禁止有力的抗爭；以和諧之名放棄自我的立場。這不正是統治者所夢寐以求的伊甸園嗎？
斷送香港未來的絕對不會是平庸無能的特首或者尸位素餐的議員，而正正就是那些聲稱「討厭政治」的麻木大眾。他們對社會現實也有所不滿，有時也會對現存制度有所懷疑，然而這些負面情緒一旦萌芽，很快又會在務實、包容、團結、和諧的情結之下被壓抑起來。最近民主黨進行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即使梁振英醜聞纏身，誠信及操守瀕臨破產，但仍舊有三成多市民反對議員提出不信任動議，大概也是「討厭政治」的心態作祟吧？將來香港果真有一人一票的特首普選又如何呢？假如港人仍然理直氣壯地對政治置身事外，那麼港人依舊會義無反顧地選擇那些被祝福的候選人，畢竟這樣的選擇能夠減少衝突與爭吵。
企圖在政治上置身事外是自欺欺人，因為漠不關心實際上就等同於助紂為虐，這就如同房子着火之後，主人卻說「我討厭火災」，然後任由火勢蔓延，甚至批評正在大聲呼救或者灌水救火的家人。袖手旁觀的看客最後注定會成為新的受害者。記得《陽光時務》上記者余聲的一篇文章寫道：那些不關心政治的人，總有一天會被政治所關心。我想，那些討厭政治的人，亦總有一天會被政治所討厭，成為專制獨裁之下的犧牲品。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5-Dec-2012
近來中央政策組動作頻頻，首席顧問邵善波先前公開表示「整個社會根本是打對台」，並且宣揚鼓動民意乃政府份內之事，然後又委任高靜芝為全職顧問，負責重要法定機構及諮詢架構的公職委任工作，接着又宣佈收回公共政策研究的兩千萬公帑資助審批權。一連串動作，讓我頓生疑惑，「中央政策組」實際上是否「中央的政賊組」，所作所為如同竊取政治資源呢？而所謂的「中央」，是否亦另有所指呢？
按照官方網站上的說法，中央政策組負責從事政策研究、編寫每年的施政報告、了解分析社情民意、鼓勵社會上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和研究等。但梁振英上台之後卻賦予中策組全新的職能，包攬人事、學術資助等大權。在人事委任方面，新特首委任的若干問責官員的能力飽受質疑，甚至被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揶揄為小學生。中策組接手另外數千個公職的委任工作，則恐怕會繼續拉低政府整體施政水平。而在學術資助方面，翻查一下中策組過往的研究成果亦令人揑一把汗。例如今年五月二十一日，中策組發佈報告《大智興邦─從五年規劃編制探究中國政府的「集思廣益型」決策模式》，稱許內地政府的決策模式，似乎暗示香港政府應該借鑑「中國模式」。更加離奇的是，該報告以香港人並不熟悉的簡體中文撰寫，不知道是否方便內地官員閱讀從而領會中策組的赤膽忠心？中策組如果掌握額外兩千萬元的研究經費之後，類似這樣的研究大概會層出不窮吧？
通過變相的政府架構重組，中策組搖身一變成為組織部、政治部、宣傳部，不禁令人懷疑，在原先的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在立法會遭受挫折，梁振英大概因此退而求其次，以現有的政府部門作為偽裝，繞過立法會審議程序，將政府重組方案借屍還魂。而在「竊取」越來越多的職權之後，權傾朝野的中策組可能成為特首麾下一支嫡系親兵，用以增加與公務員團隊以及公民社會抗衡的資本。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8-Nov-2012
清代才子鄭板橋說：「聰明難，糊塗尤難，由聰明轉入糊塗更難。」這話用來形容梁振英特首頗為合適。
特首梁振英於上星期發出的聲明中承認，住所的葡萄架以及玻璃棚是他搬入後加建的。至於在今年六月回應傳媒詢問的時候，他之所以聲稱是上手業主留下，只是「當時記錯」而不是為了欺瞞公眾。他又解釋自行圍封僭建的地庫而沒有知會屋宇署，是因為「不知要申報」。「記錯」、「疏忽」、「不知」，身為一城之首的梁振英原來是這樣糊塗的人。但是讓我們回想一下今年初他在特首競選中的表現，口若懸河、舌粲蓮花，抓住對手唐英年在僭建問題上的痛腳輪番進攻，聰明乖巧、才智過人，如今卻對自己的僭建問題糊塗起來。
罵別人的時候就聰明絕頂，被別人罵的時候則裝作糊塗愚鈍，雖然古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但是一個時智時愚的人則永遠能夠立於不敗之地。寬於律己、嚴以待人，於是就能夠刀槍不入、水火不侵。梁振英能夠在適當的時候聰明，在適當的時候糊塗，收放自如的工夫實在令人嘆服。更加難得的是，他「由聰明轉入糊塗」，動作一氣呵成毫無斧鑿痕迹，可見他在糊塗學方面的造詣已經達到鄭板橋所言的最高境界，當今香港絕無能出其右者。
這讓筆者想到一件趣事。當年列根以七十歲高齡當選美國第四十任總統，傳聞曾經有人開他玩笑說：「你這麼大年紀了，假如在總統任內你變成一個神志和記憶失常的老糊塗，那怎麼辦呢？」列根說：「那不是問題，到時我可以將大權交給副總統。」對方聽了笑道：「如果你已經變成老糊塗，怎麼可能知道自己老糊塗呢？」連向來以能言善辯見稱的列根總統亦無言以對了。美國人所不知道的是，他們其實不必擔心政府之首會變成老糊塗，因為世上有些人就算精神無恙也喜歡裝成老糊塗。而既然現在梁振英如此開誠布公地表示自己有時會變老糊塗，那麼他就應該早日退位讓賢、靜養身體，如果他眷戀權位，輕則獨傷其身，重則兼害天下。不過，等到全民反梁的時候，他想必又會恢復平日的聰明才智。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2-Nov-2012
無綫電視最近在《新聞透視》中批評所謂的「鬧爆文化」，批評在反國民教育、反簡體字、反西環治港事件中部份人「先扭曲、再標籤、後打倒」的做法。這種所謂的「鬧爆文化」是否應該遏止，其實魯迅先生早在一九二六年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當年中國處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對於社會政治的種種問題，林語堂等文人雅士主張「寬容」、「費爾潑賴（即fair play，指批評應該適可而止、不為已甚）」、「不打落水狗」，一如今天《新聞透視》的主張。於是，魯迅撰寫了〈論費爾潑賴應該緩行〉一文加以反駁，其中論述道：「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部份港人依然把縱惡當做寬容，把抗爭當成「鬧爆」，恐怕這混沌狀態果真會如魯迅所謂那樣無窮無盡地持續下去。
魯迅在幾十年前已經洞察到的問題，如今仍舊存在。在同一篇文章中，魯迅寫道：「『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己討苦吃。」被人打了一拳，不能鬧爆，還去關心對方的拳頭痛不痛；被人踢了一腳，不能叱喝，還去幫對方擦乾淨鞋子，這大概就是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吧？凡事包容、凡事忍耐，雖然是《聖經》對愛的解釋，但不見得每個人都想和建制談戀愛的。包容與忍耐是個人生活的美德，但在公共事務上，公義才是最高價值。
高官達人在公眾面前自然是一副文質彬彬、楚楚可憐的樣子，溫順得猶如綿羊馴鹿、慈祥得猶如聖母天父。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天生理性、冷靜，更因為他們手中握有權力。毋須示威、毋須絕食、毋須鬧爆，他們已經能夠呼風喚雨。把弄權者的有恃無恐當做敦厚善良，把抗議者的義憤填膺當做尋釁滋事，豈非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對公義的追求當然亦需要遵循理性，但目前香港出現所謂的鬧爆現象，並沒有逾越法例的界限，因而《新聞透視》對鬧爆文化的批評可謂無的放矢。沒有普選，沒有民主，港人倘若連針砭時弊、月旦社會亦要背負鬧爆文化的惡名，則無異於向霸權繳械、向專制投降。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1-Nov-2012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接受採訪的時候大方承認，中央政策組是政府的工具。筆者想起西漢劉向所著《說苑》中記載戰國謀士郭隗的一番話：「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意思是說，對於平定天下的君主來說，他的臣下擔當良師；對於平定一國的君主來說，他的臣下擔當益友；對於割據一方的君主來說，他的臣下擔當謀士；而對於動盪國家的君主來說，他的臣下卻只能擔當奴隸而已。奴隸畢竟還是人，工具則是死物而已，中央政策組將自己視為政府的工具，香港社稷危矣！
實際上，梁班子的施政困局很大程度上來自這種工具心態。縱觀梁振英的團隊，其實如邵善波一般甘心做工具者不在少數。在國民教育科、長者生活津貼、龍尾灘人工沙灘等爭議上，行政當局都只是一味強推政策，猶如一部橫衝直撞的推土機。當問責官員以及公務員隊伍變成了元首的工具，政治藝術就變成了政治工程，按照設計者自己預定的圖則去施工，於是民眾的訴求與異議被當做碎石瓦礫被置之不理。
近日有報道指，但凡重要法定機構及諮詢架構委任公職都要向中央政策組顧問高靜芝滙報。審核、物色「人才」這一職能是中央政策組前所未有的，而負責人高靜芝則是公認的「梁粉」。因此，這一新安排很可能會令行政機構與諮詢架構內部的聲音更加「和諧」，便於最高決策者進一步將公共機構變成自己的工具。官僚的工具化是一個危險的趨勢，必將導致公共決策質素的嚴重倒退。而在缺乏彈性、拒絕協商的行政機器之前，民眾的不滿會不斷累積。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6-Nov-2012
去年，美國白宮推出了一個名為We the People的網站，讓美國普通百姓在網上發表建議、收集簽名。白宮承諾，只要某一個提議獲得兩萬五千個公民的簽名支持，白宮就會在三十天以內對該提議作出回應。通過這個民意收集計劃，美國人民紛紛向奧巴馬政府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訴求，諸如減稅、規管轉基因食品乃至打擊恐怖組織等等。最近奧巴馬成功連任，短短一星期之內這個網站瞬間變成顛覆活動的基地，湧現了大量要求各個州分各自獨立的聲音。據外媒統計，截至本月十三號，共有六十六萬民眾在We the People網站的獨立要求上簽名，涉及五十個州，其中七個州的獨立要求已經獲得超過兩萬五千個簽名。
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其他國家，政府大概早已出動軍方情報人員，通過鎖定IP地址，上門將發表獨立言論的公民抓捕歸案。倘若碰巧審理案件的法官是外國人，天真地相信《世界人權公約》而判處此等刁民無罪，那麼當局定當斥之為外國勢力干預而罷免外國法官之位，然後隨便委任一個土生土長的公園阿伯，將刁民判以死刑，以此告慰廣大愛國人士受創的心靈。
對於分裂祖國、危害國家安全的狂妄言論，美國當局偏偏還是安之若素、處之泰然，實在太過麻痹大意了。哪裏有香港政客的敏感機警，看到示威者絕食就說香港陷於無政府狀態，開支香檳就控告以泡沫襲擊別人。現在，連香港學者搞個民意調查亦遭受千夫所指。聽說梁振英最近去信白宮，邀請奧巴馬訪港，他大概是打算把自己治國安邦的良策傳授一些給美國，教導人家總統如何對付國內的刁民吧？當這個六百多人選出的特首遇上一個六千多萬人選出的總統的時候，希望他能夠開一開竅。
有些國家，政府害怕人民，人民口無遮攔亦不怕惹禍上身；有些國家，人民害怕政府，咳嗽幾聲、打個噴嚏都可能玷污了至高無上的皇權。美國讓人民暢所欲言，亦未見得會亡國；香港人做個民意調查已經要興師問罪，但社會亦不見得更加和諧。如此看來，世上沒有不能做的調查，只有不敢面對民意的獨夫。時常強調自己落區聽取民意的梁振英政府，是否有足夠勇氣仿效白宮，也搞一個We are Hong Kong的網站呢？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4-Nov-2012
泛民在此屆立法會選舉大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泛民內部各政黨之間協調不足。然而，泛民似乎還未能從失敗中學習，仍然繼續沉浸分裂與內耗的殘酷遊戲中而不能自拔。沙田原任區議員、民建聯成員楊祥利早前因破產而辭職，因而鞍泰選區於十一月四日進行了區議員補選。結果，民主黨游月華、新同盟陳珮明、民建聯招文亮分別獲得一千四百四十三、一千三百二十九、一千四百八十八票，兩位泛民參選人以些微票數落敗，泛民再次因為內鬥而將席位拱手讓予建制派。而為這場令泛民支持者哭笑不得的區議員補選鬧劇，畫上一個完美句號的是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她在補選結果公佈後，在網站留言暗指新同盟是「民建聯Ｂ隊」，又引發泛民內部的一場風波。
對朋友殘忍實質上就是對敵人仁慈。泛民陣營一日未能建立有效而公平的協商制度去解決內部分裂，那麼全體泛民政黨都將淪為建制派最有力的「助選團」。目前這一情況日趨嚴重：政改爭議之後泛民「老大哥」的地位逐漸動搖，面對政黨版圖重新劃分的大好機會，其他泛民政黨亟欲取而代之。雖然在議事堂上，泛民在大部份議題上可以同仇敵愾，然而到了選舉場上則暗中較勁，於是就形成了博弈理論所謂的「囚徒困境」：即使合作比不合作能夠獲得更大的整體得益，但由於參與者都擔心對方背叛，因而選擇不合作，結果招致兩敗俱傷。如何逃出這樣的囚徒困境，是泛民乃至香港正值發展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從不久前的立法會選舉，以及最近的區議會補選來看，建制派已經建立有效的配票機制，而泛民似乎仍是一群泛泛之民。專制與霸權固然是民主與自由的敵人，但比起外部的威脅，內部的危機很多時候具有更大的破壞力。假如香港民主與自由之路失敗的話，多半不是因為建制派設下的路障，而是因為泛民自己迷失了方向。有一個笑話這樣說，如果兩個人被一隻獵豹追趕，人毋須跑得比獵豹快，而只要跑得比同伴快，就能夠暫時活命了。落後的人成為獵豹的美食，而倖存的人則沾沾自喜。然而，獵豹胃口是永遠無法滿足的，即使暫時倖免於難，倖存者最後亦會變成遇害者。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9-Nov-2012
上月底，重慶江津區一位叫徐朝清的八十七歲老婦去世，她及其於○七年去世的丈夫劉國江正是無綫電視的連續劇《天梯》主角苗天與顧新月在現實中的原型。一九五六年，江津中山鎮村民劉國江與比他年長十歲的寡婦徐朝清相愛。為了躲避俗人的閒言碎語，他們決定遷入海拔一千五百米的深山居住。利用農暇時間，劉國江在懸崖峭壁上以一人之力、花費數十年鑿出六千多級的「天梯」，以方便愛妻徐朝清進出深山。十月十九日，無綫電視連續劇《天梯》播出大結局，而十一天之後徐朝清亦與丈夫劉國江在另一個世界團聚。
然而，這樣一個美麗的故事居然被內地旅遊主管部門當作生財的工具。根據內地媒體報道，重慶江津區當局計劃投資二十六億元，建立一個以「天梯」為核心景點的旅遊區。純潔無瑕的愛情即將變成眾聲喧嘩的名勝，兩位老人在天之靈恐怕亦只能感慨：當年遷入深山就是為了避開俗世，但身後還是被俗世所俘虜了。
行附庸風雅之事，成焚琴煮鶴之實，這在神州大地屢見不鮮，至於作為祖國不可分割一部份的香港亦不遑多讓。重慶把好好的一條「天梯」變成了景區，而香港則把好好的一處泥潭變成人工沙灘，兩個工程都旨在追逐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糟蹋一切事物。只要景區門票銷售豬籠入水，只要人工沙灘周邊豪宅炙手可熱，誰又會去在意一段曠世愛情會變成兩百元一次的消費，誰又會在意珍惜海洋生物變得無家可歸？不管是躲入深山的戀人，或是棲息在天地一隅的海洋生物，都被貼上了價格標籤被自由買賣。在這種金錢至上、經濟獨大的「中國模式」以及「中環價值」的主宰下，在香港這個世界財金中心，對愛的呼喚將逐漸被市場的叫賣聲所掩蓋。龍尾灘最終是否會變成人工沙灘尚是未知之數，但香港因為眾人的掠奪而正在變成人工沙漠卻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8-Nov-2012
讀過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筆者感嘆世上還能夠有更加反智的書嗎？然而讀了該研究所另外一本奇書《香港藍皮書》之後，才發現原來真的有！
《香港藍皮書》指，目前香港的不穩定因素是「社會有走向西方民主、議會制度的趨勢」，更舉香港中文大學作為例子，指摘中文大學開辦的通識教育已經被外國勢力掌控，致使大量「西方普世價值」入侵。對於浸大的指控，中大發表聲明反駁，認為其對該校通識教育作出子虛烏有的批評，有違學術原則。另外，該書又建議政府各部門的常任秘書長的任命須由中央審批以及人大可主動釋法，進一步破壞「港人治港」制度，引來各方反對。
連中大亦要求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收《皮》」，此研究所的質素可見一斑。《中國模式》批評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歌頌中國無私、進步、團結的執政集團，《香港藍皮書》進而指摘香港的民主化進程是不穩定因素，更陰謀論地認為是西方普世價值入侵的結果，這樣的思維當仍舊停留在冷戰時期。從《中國模式》到《香港藍皮書》，當代中國研究所一以貫之地高舉路線鬥爭、敵我矛盾的大旗，逐漸形成一套反對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論述，只差號召廣大香港愛國同胞發動「文化大革命」來打擊「資產階級反動派」。
美國學者薩義德曾經在其名著《知識分子論》中說過，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對權力說真話，獨立於權力核心以外，始終保持「局外人」、「流亡者」、「攪擾現狀的人」、「邊緣人」的狀態。但是，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則似乎與權力核心惺惺相惜，是否甘心就此收《皮》實在難說。聲名遠播的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更於十月獲得愛國人士王惠貞捐贈五百萬，再接再厲計劃推出據稱長達十四卷、三百萬字的《香港通史》。未收《皮》，又玩《史》，該研究所恐怕又會貽笑大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