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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三日,曾蔭權在報業公會上致辭,表示自己面對記者大聲提問的時候會感到「難過」與「感慨」,因而「黑口黑面」,難以作答。
巧合的是,梁振英亦曾經說過一番類似的話。那是在二○一一年十二月六日,梁振英在公開活動上主動表達他對某本地傳媒的不滿,因為該傳媒的記者「大聲問一些故意令我尷尬難堪的問題」。據傳,曾蔭權與梁振英分屬建制派不同陣營,互不咬弦,但難得的是如今他們對新聞記者的行為「規範」有如此一致的看法。看來,雖然經過特首選舉之役,建制派內部分裂,但在干涉新聞採訪自由上政客們已經達成了大和解。
曾蔭權和梁振英有他們自己的「難過」與「感慨」,這是人之常情,但公眾難道就沒有「難過」與「感慨」嗎?當曾蔭權被揭發接受富豪款待與恩惠,誰不為香港政府廉潔受損而「難過」呢?當梁振英依靠外力登上特首寶座,誰不為香港自治的淪陷而「感慨」呢?就因為區區一個人的「難過」與「感慨」,則記者應該避免直接質問敏感問題,卻令香港七百萬市民「難過」與「感慨」,這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法庭上疑犯被盤問的時候都會感到不愉快,但難道他們能要求法庭中止審訊嗎?
曾蔭權又表示,期望傳媒能繼續監察政府及社會,但發問時「最好細聲些」。香港記者過去已經面對越來越多的限制:中聯辦正門不准採訪、國家領導人來港不准近距離拍攝、政府官員外出活動不提前知會傳媒、政府總部不准記者走動……現在還加上一條「提問要細聲」。這條規則其實亦不難理解:聽慣了下屬的阿諛奉承,聽慣了商界宴會上的靡靡之音,聽慣了內地官場的樣板文章,特首自然覺得香港記者的言語格外刺耳。但是,記者說話細聲,好聽的話高官們自然聽得見,不好聽的話高官們可以推說聽不見,選擇性失聰這樣的把戲清楚不過,以後要高官們回應大眾質問恐怕難上加難。
美國第三任總統 Thomas Jefferson曾經說過,如果人民害怕政府,便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同樣道理,如果記者害怕特首,便是暴政;如果特首害怕記者,就是自由。但從現任特首及候任特首公開指點記者如何進行採訪的言論來看,他們對記者毫不忌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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