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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私人外遊的時候接受富豪款待被媒體曝光，於是就成立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由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擔任主席，檢討利益申報制度。該委員會的報告預計五月底才能完成。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蔭權又被揭發本月初訪問巴西期間花費五萬多元入住總統套房一晚，於是曾蔭權又指示審計署檢討外訪程序。在餘下的三個月任期之內，如果曾蔭權再有新的醜聞，那麼除了找曾偉雄審訊自己之外，恐怕再也沒有其他的出路了。
曾先生一有醜聞就只懂檢討程序及制度，卻似乎未曾認真而徹底地檢討自己，否則，就不會接連犯下類似的錯誤。程序及制度當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止貪贓枉法的現象，但對於一心假公濟私而又手握大權的人來說，再完善的程序與制度也還是大有漏洞可以利用。廉潔的政府不能單單依靠調查委員會、審計署或者廉政公署，而應該建立在主政官員對公務員團隊形象乃至全體港人利益的承擔之上。
媒體還踢爆，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曾經到以色列考察一款能夠對槍傷者進行手術治理的救護車，而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則曾經赴汶萊宣傳香港教育。曾蔭權手下的問責官員們進行如此匪夷所思的外訪活動，正好印證了上樑不正下樑歪的古訓。不過，這些奇特的考察交流對香港的未來也許不無裨益：警方對示威活動的限制日益收緊，胡椒噴霧已是家常便飯，將來不知還會用甚麼來招呼大家，那麼周一嶽前往以色列參觀可為槍傷者施行手術的救護車亦頗有先見之明。連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都把他們的子女送往國際學校就讀，那麼孫明揚前往汶萊宣傳香港教育亦屬當務之急。而既然政府死守庫房巨額財富而不願藏富於民，特首四處豪遊亦正好可以讓多餘錢財有了出路，正如關愛基金大灑金錢讓學生參加遊學團一樣。
台灣歌手陳綺貞有一首歌叫做《旅行的意義》，裏面唱道：「你品嚐了夜的巴黎，你踏過下雪的北京，你熟記書本裏每一句你最愛的真理，卻說不出你愛我的原因。」當高官們躺在異國豪華酒店的高床軟枕之上的時候，不妨聽一聽這首歌，想一想旅行的意義。
曾先生一有醜聞就只懂檢討程序及制度，卻似乎未曾認真而徹底地檢討自己，否則，就不會接連犯下類似的錯誤。程序及制度當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止貪贓枉法的現象，但對於一心假公濟私而又手握大權的人來說，再完善的程序與制度也還是大有漏洞可以利用。廉潔的政府不能單單依靠調查委員會、審計署或者廉政公署，而應該建立在主政官員對公務員團隊形象乃至全體港人利益的承擔之上。
媒體還踢爆，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曾經到以色列考察一款能夠對槍傷者進行手術治理的救護車，而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則曾經赴汶萊宣傳香港教育。曾蔭權手下的問責官員們進行如此匪夷所思的外訪活動，正好印證了上樑不正下樑歪的古訓。不過，這些奇特的考察交流對香港的未來也許不無裨益：警方對示威活動的限制日益收緊，胡椒噴霧已是家常便飯，將來不知還會用甚麼來招呼大家，那麼周一嶽前往以色列參觀可為槍傷者施行手術的救護車亦頗有先見之明。連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都把他們的子女送往國際學校就讀，那麼孫明揚前往汶萊宣傳香港教育亦屬當務之急。而既然政府死守庫房巨額財富而不願藏富於民，特首四處豪遊亦正好可以讓多餘錢財有了出路，正如關愛基金大灑金錢讓學生參加遊學團一樣。
台灣歌手陳綺貞有一首歌叫做《旅行的意義》，裏面唱道：「你品嚐了夜的巴黎，你踏過下雪的北京，你熟記書本裏每一句你最愛的真理，卻說不出你愛我的原因。」當高官們躺在異國豪華酒店的高床軟枕之上的時候，不妨聽一聽這首歌，想一想旅行的意義。
四月二十三日，曾蔭權在報業公會上致辭，表示自己面對記者大聲提問的時候會感到「難過」與「感慨」，因而「黑口黑面」，難以作答。
巧合的是，梁振英亦曾經說過一番類似的話。那是在二○一一年十二月六日，梁振英在公開活動上主動表達他對某本地傳媒的不滿，因為該傳媒的記者「大聲問一些故意令我尷尬難堪的問題」。據傳，曾蔭權與梁振英分屬建制派不同陣營，互不咬弦，但難得的是如今他們對新聞記者的行為「規範」有如此一致的看法。看來，雖然經過特首選舉之役，建制派內部分裂，但在干涉新聞採訪自由上政客們已經達成了大和解。
曾蔭權和梁振英有他們自己的「難過」與「感慨」，這是人之常情，但公眾難道就沒有「難過」與「感慨」嗎？當曾蔭權被揭發接受富豪款待與恩惠，誰不為香港政府廉潔受損而「難過」呢？當梁振英依靠外力登上特首寶座，誰不為香港自治的淪陷而「感慨」呢？就因為區區一個人的「難過」與「感慨」，則記者應該避免直接質問敏感問題，卻令香港七百萬市民「難過」與「感慨」，這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法庭上疑犯被盤問的時候都會感到不愉快，但難道他們能要求法庭中止審訊嗎？
曾蔭權又表示，期望傳媒能繼續監察政府及社會，但發問時「最好細聲些」。香港記者過去已經面對越來越多的限制：中聯辦正門不准採訪、國家領導人來港不准近距離拍攝、政府官員外出活動不提前知會傳媒、政府總部不准記者走動……現在還加上一條「提問要細聲」。這條規則其實亦不難理解：聽慣了下屬的阿諛奉承，聽慣了商界宴會上的靡靡之音，聽慣了內地官場的樣板文章，特首自然覺得香港記者的言語格外刺耳。但是，記者說話細聲，好聽的話高官們自然聽得見，不好聽的話高官們可以推說聽不見，選擇性失聰這樣的把戲清楚不過，以後要高官們回應大眾質問恐怕難上加難。
美國第三任總統 Thomas Jefferson曾經說過，如果人民害怕政府，便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同樣道理，如果記者害怕特首，便是暴政；如果特首害怕記者，就是自由。但從現任特首及候任特首公開指點記者如何進行採訪的言論來看，他們對記者毫不忌憚。
巧合的是，梁振英亦曾經說過一番類似的話。那是在二○一一年十二月六日，梁振英在公開活動上主動表達他對某本地傳媒的不滿，因為該傳媒的記者「大聲問一些故意令我尷尬難堪的問題」。據傳，曾蔭權與梁振英分屬建制派不同陣營，互不咬弦，但難得的是如今他們對新聞記者的行為「規範」有如此一致的看法。看來，雖然經過特首選舉之役，建制派內部分裂，但在干涉新聞採訪自由上政客們已經達成了大和解。
曾蔭權和梁振英有他們自己的「難過」與「感慨」，這是人之常情，但公眾難道就沒有「難過」與「感慨」嗎？當曾蔭權被揭發接受富豪款待與恩惠，誰不為香港政府廉潔受損而「難過」呢？當梁振英依靠外力登上特首寶座，誰不為香港自治的淪陷而「感慨」呢？就因為區區一個人的「難過」與「感慨」，則記者應該避免直接質問敏感問題，卻令香港七百萬市民「難過」與「感慨」，這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法庭上疑犯被盤問的時候都會感到不愉快，但難道他們能要求法庭中止審訊嗎？
曾蔭權又表示，期望傳媒能繼續監察政府及社會，但發問時「最好細聲些」。香港記者過去已經面對越來越多的限制：中聯辦正門不准採訪、國家領導人來港不准近距離拍攝、政府官員外出活動不提前知會傳媒、政府總部不准記者走動……現在還加上一條「提問要細聲」。這條規則其實亦不難理解：聽慣了下屬的阿諛奉承，聽慣了商界宴會上的靡靡之音，聽慣了內地官場的樣板文章，特首自然覺得香港記者的言語格外刺耳。但是，記者說話細聲，好聽的話高官們自然聽得見，不好聽的話高官們可以推說聽不見，選擇性失聰這樣的把戲清楚不過，以後要高官們回應大眾質問恐怕難上加難。
美國第三任總統 Thomas Jefferson曾經說過，如果人民害怕政府，便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同樣道理，如果記者害怕特首，便是暴政；如果特首害怕記者，就是自由。但從現任特首及候任特首公開指點記者如何進行採訪的言論來看，他們對記者毫不忌憚。
去年，滙豐銀行公佈了一百元新鈔設計，但不久即被心細如塵的市民指出鈔票上的圖案錯誤。票面上的特區區旗竟然上下顛倒，而相映成趣的是區旗旁邊的國旗則毫無問題。鈔票的發行，理應經過發鈔銀行、金融管理局、以及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的審閱，然而重重把關之下卻未有發現錯誤。其後，上述三家機構不得不發出聯合聲明致歉，相關設計需作修訂。無獨有偶的是，今年四月十八日有人發現九龍城協調道警方啟德行動基地天台懸掛的特區區旗一度倒掛，飄揚半日之後警方才發現問題並且糾正。
對於區旗倒掛之事，其實我們不必苛責。在不少建制派政客的心中，區旗又何曾會正確懸掛呢？當梁振英於當選翌日造訪中聯辦逗留一個多小時，當梁振英公開宣稱二○一七年特首選舉低提名門檻的做法「值得思考」，當有人指證梁振英當年曾不惜以防暴警察及催淚彈對付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示威者，在他心中的區旗是正掛還是倒掛不是已經清楚不過了嗎？
鈔票設計出錯可以修改，旗子倒掛可以糾正，但部份人心中倒掛的區旗恐怕難以更改。只要官運亨通、平步青雲，區旗是正是倒對於某些人來說其實是無關緊要的。也許特區倒了反而是他們邀功的一大本錢。我們應該感謝滙豐銀行、金融管理局、行政署以及警隊倒掛區旗的做法，讓市民大眾反思特區目前乾坤顛倒、神鬼難分的現狀。
對於區旗倒掛之事，其實我們不必苛責。在不少建制派政客的心中，區旗又何曾會正確懸掛呢？當梁振英於當選翌日造訪中聯辦逗留一個多小時，當梁振英公開宣稱二○一七年特首選舉低提名門檻的做法「值得思考」，當有人指證梁振英當年曾不惜以防暴警察及催淚彈對付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示威者，在他心中的區旗是正掛還是倒掛不是已經清楚不過了嗎？
鈔票設計出錯可以修改，旗子倒掛可以糾正，但部份人心中倒掛的區旗恐怕難以更改。只要官運亨通、平步青雲，區旗是正是倒對於某些人來說其實是無關緊要的。也許特區倒了反而是他們邀功的一大本錢。我們應該感謝滙豐銀行、金融管理局、行政署以及警隊倒掛區旗的做法，讓市民大眾反思特區目前乾坤顛倒、神鬼難分的現狀。
所謂的男女關係專家 Santino在電視節目《盛女愛作戰》中大談俘虜異性的伎倆；例如，他告誡女性與男性交談的時候，不要直望對方，而應該保持四十五度角以側臉示人。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大概也看了這一節目，學會了 Santino這招「四十五度角溝通」。於是，在本月初的中聯辦示威活動中，警方就禁止記者接近其正門採訪。而在四月十五日，警方又一度禁止文字記者在中聯辦正門前的花槽中採訪，而只允許他們由正門十米以外從側面拍攝示威情況。最後，在記者們的爭取下警察才放行。
體現矜持與神秘感
Santino教導盛女們「四十五度角」的絕招，是為了體現矜持與神秘感，從而獲得男士歡心；而警方教導記者，拍攝中聯辦的時候採用四十五度角，大概也是為了博得中聯辦的青睞吧？封建帝制之下，平頭百姓如果直視君主，就要剜眼或者斬首的酷刑；而在香江，記者的相機如果對準中聯辦的正面以及示威活動，大概也是大不敬的行為。
警方解釋，相關採訪安排是為了公眾安全。可笑的是，中聯辦外示威的安全風險是港府自己製造出來的。原中聯辦正門外的人行道足足有九米寬，但二○○二年的道路改造工程卻令該處新增了一個花槽，結果原本寬敞的人行道變得不足三米，而再加上警方設置的層層鐵馬，令示威者難有立錐之地。政府自己將公眾表達意見的空間縮窄，然後就以維護公眾安全作為理由限制示威以及採訪活動，豈不是自欺欺人嗎？
警方解釋，相關採訪安排是為了公眾安全。可笑的是，中聯辦外示威的安全風險是港府自己製造出來的。原中聯辦正門外的人行道足足有九米寬，但二○○二年的道路改造工程卻令該處新增了一個花槽，結果原本寬敞的人行道變得不足三米，而再加上警方設置的層層鐵馬，令示威者難有立錐之地。政府自己將公眾表達意見的空間縮窄，然後就以維護公眾安全作為理由限制示威以及採訪活動，豈不是自欺欺人嗎？
三月三十日，即梁振英當選香港第四任特首後的第五天，梁振英首次以候任特首的身份接受媒體專訪（但相關報道延至四月十二日才正式發佈）。匪夷所思的是，獲得如此厚待的媒體竟然不是香港本地機構，而是內地官方新聞機構新華社。事情的荒謬，就好比香港小姐選舉的冠軍居然首先接受中央電視台專訪一樣。這無疑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創舉。
重用內地新聞機構
筆者猜想，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後，大部份本港媒體應該都有意進行專訪。即使梁振英希望藏拙，亦大可以選擇一些親建制或者在競選過程中頻頻暗送秋波的報刊，至少也算是面向香港部份公眾。然而，他偏偏讓內地官方新聞機構率先獲得專訪機會。他對着內地記者大談治港理念，但平日對着香港記者則行色匆匆；他向內地讀者大談香港發展藍圖，但市民要向他遞交請願信卻要在鐵馬重重包圍中苦苦等候。到底特首是誰的特首？而且，新華社的採訪秉持一貫採訪政府領導人的傳統，滿篇歌功頌德，卻缺乏批判與反思。這樣的訪問到底意義何在？
即將卸任的特首曾蔭權，任內不時以政府新聞處發放的官方新聞稿與圖片替代媒體自主採訪，因而為新聞業界所詬病。如今，梁振英則變本加厲，重用內地新聞機構。梁營對香港傳媒的戒心早有前科：唐英年指證梁振英曾經在行政會議上建議大幅縮減商業電台牌照年期，以懲戒該電台節目中批評政府的言論。而在競選期間，梁振英亦曾公開斥責本港某報社記者的追訪。更有甚者，據傳中聯辦曾經致電《信報》老闆李澤楷，要求停止對梁振英的負面新聞報道。梁營也許覺得本港媒體不識時務，所以才決定將首次專訪給了非本地媒體吧？
梁振英於三月二十六日舉行的小圈子選舉勝出後的翌日，就拜訪了中聯辦，而第五天則接受新華社專訪，將來，如果他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宣讀施政報告，我們也不應該驚訝吧！
即將卸任的特首曾蔭權，任內不時以政府新聞處發放的官方新聞稿與圖片替代媒體自主採訪，因而為新聞業界所詬病。如今，梁振英則變本加厲，重用內地新聞機構。梁營對香港傳媒的戒心早有前科：唐英年指證梁振英曾經在行政會議上建議大幅縮減商業電台牌照年期，以懲戒該電台節目中批評政府的言論。而在競選期間，梁振英亦曾公開斥責本港某報社記者的追訪。更有甚者，據傳中聯辦曾經致電《信報》老闆李澤楷，要求停止對梁振英的負面新聞報道。梁營也許覺得本港媒體不識時務，所以才決定將首次專訪給了非本地媒體吧？
梁振英於三月二十六日舉行的小圈子選舉勝出後的翌日，就拜訪了中聯辦，而第五天則接受新華社專訪，將來，如果他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宣讀施政報告，我們也不應該驚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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