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說

原文載處：29-Dec-2012
志蓮淨苑是一座位於九龍鑽石山、落成僅十四年的佛教寺院。在發展局協助下，國家文物局接納了志蓮淨苑的申請，於十一月十七日正式將這座嶄新的寺院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並且呈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得知這消息之後，筆者實在感到歡欣鼓舞：如果十四年歷史的建築也獲得特區及中央政府認可為文物，那麼筆者目前所居的屋苑也有二十幾年樓齡，恐怕更有資格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了吧？
翻查記錄，原來除了志蓮淨苑之外，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的還有青銅時代遺址、遼代木搆建築、明清城牆等等。與這些名副其實的文化遺產相比，從一個常人的眼光看來，志蓮淨苑未免顯得格格不入。但媒體近日發現了這宗奇聞的微妙之處：原來負責志蓮淨苑修復計劃的內地專家張之平，碰巧就是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司巡視員郭旃的妻子。
假公濟私、弄虛作假，在某些國家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絕對不符合香港過去所秉持的價值原則。然而時移世易、上行下效，如今的香港對於雞鳴狗盜之事已經見怪不怪了。首長、局長、首席顧問、行會成員日復一日地拉低民眾接受的底線，人人自然都可以隨心所欲不逾矩、無可無不可了。在這場志蓮淨苑鬧劇中，院方以及發展局都不覺得有任何不妥之處，把僅有十四年歷史的建築抬舉為文物。這非但沒有提高香港的國際形象，反而丟了香港的臉。他日聯合國開會審議新一批世界文化遺產，當各國專家看到香港志蓮淨苑一項的時候，會場想必會爆發陣陣笑聲吧？
發展局一方面把假古董當做真寶貝，另一方面卻把真寶貝當做廢物。例如舊政府總部西座，發展局兩年多時間都堅持拆卸重建為商廈，最後在多方反對之下才改變初衷。而發展局過去進行的活化保育項目，包括尖沙嘴舊水警基地、灣仔和昌大押，無不淪為豪華酒店或餐廳，民眾可望而不可即。一個個真古董湮滅了，當政者毫不可惜；一個個假古董出現了，當政者卻愛不釋手，我們的城市不知不覺中已經變得如此顛三倒四。《紅樓夢》中說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大概就是這樣的道理。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8-Dec-2012
二十一日，市建局主席張震遠召開記者會，表示大角嘴的一個重建項目由於有一名業主拒絕賣舖而未能順利進行，更說：「若因一個業主不接受，而令三百個業主失望，好可惜！」張震遠的言論一出，傳媒及大眾紛紛指摘該業主「阻住地球轉」。時隔三天，這名「釘子戶」突然接受市建局的出價，重建項目得以展開，張震遠又公開讚揚業主「以大局為重」。這令筆者想起《呂氏春秋》中的一個故事。
魯國法律規定，本國人在別國不幸淪為奴隸，有人如果花錢把魯國人贖出來，可以到魯國國庫領取獎賞。有一次，孔子的學生子貢花錢救出一個魯國人，但子貢回到魯國之後卻拒絕接受國家的獎賞。孔子知道後，非但沒有誇獎他的慷慨與善良，反而批評說：「你的做法不值得提倡。聖人所做的事會移風易俗，影響其他人的行為。如果你收下國家的獎賞，並不會損害你救助同胞的行為的價值；現在，你卻不肯領取你應得的錢，雖然你的美德會被人傳頌，但從此領錢的人就會被指摘為不義，不領錢的人則會蒙受錢財損失，從今以後，魯國人就不肯再替淪為奴隸的本國同胞贖身了。」
想一想張震遠的言論，筆者不禁擔心，雖然表面上張震遠讚揚那位最終妥協的業主「以大局為重」，實際上卻暗指任何不願出讓舊樓單位的業主是自私自利，於是連應得的賠償亦未能獲得。從此，那些專門以收購舊樓作為財路的地產公司又多了一個方法逼迫業主就範。這些地產公司過去採用的是截水、截電、放火、懸掛驚悚人像等旁門左道的方式，如今張主席另闢蹊徑，為他們構思出了「以大局為重」這樣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後連放火用的火水也可以省下來了。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21-Dec-2012
在一個法治日益淪落的地方，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罪名會被無緣無故地強加到公民頭上，例如「記者拍攝襲擊罪」、「示威道具阻街罪」、「身穿黑衣觀看升旗禮罪」等等。而最近，監警會發表去年副總理訪港期間警察投訴的調查報告，披露原來警方的最新發明是「難堪罪」。
去年八月警方負責副總理訪港期間的保安工作，警方內部行動命令居然寫明警員要「避免副總理難堪」。翻遍民法及刑法，都找不到令人難堪是違法行為，可見警方的行動已經超越法律，只能說警方過於心急要報效祖國而意氣用事了。筆者衷心希望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向人大常委提請釋法，解釋一下「難堪罪」的具體定義及適用範圍，此外也希望樹仁大學客座教授郝鐵川賜教，制裁「難堪罪」是否包含在中央對香港的十大權力之中，以免無辜市民因此受害。
作為法治捍衞者，警方的每一項行動必須具有法理依據。倘若警方每次行動的時候，都自我創作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來限制市民的自由，那麼警方就不是法治的捍衞者，而變成專制的工具。如今，僅有掌權者才能夠獲得「難堪罪」的保護，至於其他百姓無論受到怎樣難堪的對待，都只能逆來順受。那位身穿「六四」字樣衣服而被警察抬走的男子，難道沒有因為警方的粗暴行為而覺得難堪嗎？那位向國家主席提問六四問題而被警員盤問的記者，難道沒有因為新聞專業被踐踏而覺得難堪嗎？那些一次次忍受特首謊言的市民，難道沒有因為香港核心價值被出賣而覺得難堪嗎？但警方對於這些難堪自然是不聞不問的，但掌權者打個噴嚏，他們就會覺得自己感冒。
警方不僅對掌權者的人身安全，甚至連心理感受亦妥善照料，如此無微不至的關懷定比令平民百姓妒忌。難怪根據港大最新的民意調查，在香港五大紀律部隊中，警隊的滿意度名列倒數第二。香港市民令警隊如此「難堪」，就等着懲罰的到來吧！
警權膨脹，民權萎縮，這大概是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之前所必須經歷的痛楚。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18-Dec-2012
近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網誌上說：「每當有關本土的好消息傳出，新加坡媒體幾乎是一面倒鋪天蓋地的報喜，香港媒體對這類新聞則比較冷淡；相反，出現了壞消息，兩地傳媒的取態又會逆轉。」他更指出，香港媒體報憂不報喜、負面新聞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在於「香港人的自信心不足」。
如果媒體一味報道風花雪月之事，不問人間疾苦，議事步步為營，論政處處小心，當然是普天之下所有統治者夢寐以求的狀況，因而曾司長對新加坡羡慕不已並不奇怪。但曾司長將香港與新加坡媒體生態的差異歸因於自信問題，則讓稍有常識者笑破肚皮。新加坡奉行威權管治，不少政治學者甚至認為這個國家只不過是李氏擁有的家族企業而已，其新聞自由飽受國際輿論的抨擊。在嚴刑峻法之下，新加坡媒體除了報喜之外還有甚麼選擇呢？不知道曾司長是真的連這些政治常識都不知道，還是故意隱瞞企圖誤導大眾呢？
目前，新加坡的主要新聞集團新加坡報業控股有限公司以及新加坡傳媒公司，都由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參股或控股，其新聞報道自然猶如香港的「太公」及「文穢」那樣維護建制利益。另一方面，新加坡當局數十年來運用誹謗罪來鎮壓其他反對聲音。據統計，從一九六五年至今，媒體因「誹謗」而在新加坡遭控告的案例多達二十四宗，包括國際知名報刊如英國《經濟學人》，美國《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旗下的《國際先驅論壇報》等等，大多數官司都以掌權者勝訴告終。而且，這種手法亦用來對付反對黨。例如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兩度被控告誹謗罪，最後因為無法繳交數以百萬元計的高額罰款而被迫破產及無法離境。如此看來，新加坡媒體的和諧並不是因為自信，而是因為恐懼，曾司長恐怕是自作多情了。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二○一一年新聞自由指數報告，新加坡在全數一百七十九個國家或地區中名列一百三十五位，而香港則名列五十四（中國名列一百七十四位）。曾俊華身為香港高官，非但不以香港尚算及格的新聞自由為傲，反而讚揚新聞自由淪喪的新加坡，難道不是指鹿為馬嗎？如果曾司長果真要香港媒體仿效新加坡媒體，全力歌頌太平盛世而對社會醜惡保持沉默，唯一的辦法就是照搬新加坡當局的高壓統治。實際上，近年來香港在「新加坡迷思」中已經越陷越深：新免費電視牌照遲遲未批出，廣播處長空降掌管香港電台，記者在政府總部的採訪處處受到留難。有一天，當香港變成另一個新加坡的時候，曾俊華司長以及他的同事大概會彈冠相慶吧！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8-Dec-2012
藝人王菀之早前在社交網站上載一位老人的照片，並留言指「別人在偵探般追蹤梁特首的房子，並從抽絲剝繭得出的新發現大感勝利興奮」時，自己「忘不了每天在盼望多點生果金幫補生活的長者們」。不少網民批評她政治無知、是非不分，有為特首開脫之嫌，甚至發起罷聽運動，她則回應說：「我討厭政治。」
這是不少港人的金句。務實、包容、團結、和諧，被不少人當成至高的絕對價值，而政治事務則被標籤為虛妄、偏激、分裂、動盪，所以不少港人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討厭政治」甚至以此為榮。這是過去的殖民者處心積慮培養的政治冷感，亦是新殖民者所渴望繼續維持的去政治化的行政主導社會。以務實之名拒絕深入的討論；以包容之名迴避冷靜的批判；以團結之名禁止有力的抗爭；以和諧之名放棄自我的立場。這不正是統治者所夢寐以求的伊甸園嗎？
斷送香港未來的絕對不會是平庸無能的特首或者尸位素餐的議員，而正正就是那些聲稱「討厭政治」的麻木大眾。他們對社會現實也有所不滿，有時也會對現存制度有所懷疑，然而這些負面情緒一旦萌芽，很快又會在務實、包容、團結、和諧的情結之下被壓抑起來。最近民主黨進行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即使梁振英醜聞纏身，誠信及操守瀕臨破產，但仍舊有三成多市民反對議員提出不信任動議，大概也是「討厭政治」的心態作祟吧？將來香港果真有一人一票的特首普選又如何呢？假如港人仍然理直氣壯地對政治置身事外，那麼港人依舊會義無反顧地選擇那些被祝福的候選人，畢竟這樣的選擇能夠減少衝突與爭吵。
企圖在政治上置身事外是自欺欺人，因為漠不關心實際上就等同於助紂為虐，這就如同房子着火之後，主人卻說「我討厭火災」，然後任由火勢蔓延，甚至批評正在大聲呼救或者灌水救火的家人。袖手旁觀的看客最後注定會成為新的受害者。記得《陽光時務》上記者余聲的一篇文章寫道：那些不關心政治的人，總有一天會被政治所關心。我想，那些討厭政治的人，亦總有一天會被政治所討厭，成為專制獨裁之下的犧牲品。

原文載處：《蘋果日報》5-Dec-2012
近來中央政策組動作頻頻，首席顧問邵善波先前公開表示「整個社會根本是打對台」，並且宣揚鼓動民意乃政府份內之事，然後又委任高靜芝為全職顧問，負責重要法定機構及諮詢架構的公職委任工作，接着又宣佈收回公共政策研究的兩千萬公帑資助審批權。一連串動作，讓我頓生疑惑，「中央政策組」實際上是否「中央的政賊組」，所作所為如同竊取政治資源呢？而所謂的「中央」，是否亦另有所指呢？
按照官方網站上的說法，中央政策組負責從事政策研究、編寫每年的施政報告、了解分析社情民意、鼓勵社會上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和研究等。但梁振英上台之後卻賦予中策組全新的職能，包攬人事、學術資助等大權。在人事委任方面，新特首委任的若干問責官員的能力飽受質疑，甚至被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揶揄為小學生。中策組接手另外數千個公職的委任工作，則恐怕會繼續拉低政府整體施政水平。而在學術資助方面，翻查一下中策組過往的研究成果亦令人揑一把汗。例如今年五月二十一日，中策組發佈報告《大智興邦─從五年規劃編制探究中國政府的「集思廣益型」決策模式》，稱許內地政府的決策模式，似乎暗示香港政府應該借鑑「中國模式」。更加離奇的是，該報告以香港人並不熟悉的簡體中文撰寫，不知道是否方便內地官員閱讀從而領會中策組的赤膽忠心？中策組如果掌握額外兩千萬元的研究經費之後，類似這樣的研究大概會層出不窮吧？
通過變相的政府架構重組，中策組搖身一變成為組織部、政治部、宣傳部，不禁令人懷疑，在原先的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在立法會遭受挫折，梁振英大概因此退而求其次，以現有的政府部門作為偽裝，繞過立法會審議程序，將政府重組方案借屍還魂。而在「竊取」越來越多的職權之後，權傾朝野的中策組可能成為特首麾下一支嫡系親兵，用以增加與公務員團隊以及公民社會抗衡的資本。